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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知识库 · 中国道教发展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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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教的建立(1)汉末三国时期的道教

第一节  汉末三国时期的道教

道教的初创时期,当推在东汉明帝时代,较为可靠。以后历汉末、三国、魏、晋各朝,随时均有发展。直至北魏时代,才为正式定型的时期。

一、诸山道士时期

当汉明帝时代,佛教已有开始传入中国的迹象,五岳诸山道士,由于宗教心理的驱使,奋然群起,欲与佛教一较长短;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西岳道士刘正念,北岳道士桓文度,东岳道士焦德心,嵩岳道士吕惠通,诸山道士费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上表奏称与佛教较法之事,见载于佛道论,事非纯出虚构。由此可知秦、汉以来的方士,到东汉以后,已经渐有道士之称,他们隐居在各地名山大泽,修炼仙道,《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谓:“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其形甚癯。”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建立成为一大宗教,却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已隐然生起抗拒的运动。

二、张道陵的创教时期

到汉末桓帝、灵帝时代,有沛国人张道陵(初名陵),本是太学诸生,博通五经,及其晚年,忽然感叹读书无益于年命之事,遂学长生之道,自称得黄帝九鼎丹法,因无资财合药,闻蜀人纯厚,易于教化,乃与弟子入蜀,居鹄鸣山中,著作道书二十四篇。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称其为“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学者,出五斗米,故世称米贼。”后世又称其为“五斗米道”。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到了张鲁行道的时期,已经据有东川,掌握实际的地方行政权,设官置吏,皆以鬼神之道命名,俨然为一路诸侯,而执掌政教合一的实权,对于四川政局,有举足轻重之势,实为中国历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政治的第一人。

《三国志·张鲁传》云: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后来张氏子孙,又迁居于西龙虎山,自宋元以后,历代封号尊之为天师,与山东曲阜孔氏世家媲美千古,诚为异数。所谓张道陵的创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且其志有限,他最初的动机,也只为身家而谋,并非具有远大眼光的宗教家。

三、魏伯的弘扬神仙学术

由于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方士之术,与老子、庄子的玄学,以及术数与《周易》的学术,出此人彼,互为矛盾。至于东汉期间,便有吴人魏伯,认为《周易》及老、庄之学,与修炼丹药而成神仙的方术,原理互通,彼此原为一贯,乃援《周易》、老庄、神仙丹道三种学问,融合贯通而著《参同契》一书,以说明修炼神仙方术的不易原则,而使丹道修炼方法,成为有体系、有科学基础的哲学理论。于是神仙丹道之学,由此大行,《参同契》一书,也成为千古丹经鼻祖,后世道教与神仙家,尊崇魏伯为“火龙真人”。其所著书,诚为中国科学与哲学的不朽巨著,也为后来道教奠定中心思想的基石。

四、黄巾张角的旁门左道

汉末灵帝中平元年,巨鹿人张角,号称事黄、老之术,以妖言惑众,遣弟子散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设立三十六方。所谓方者,犹如汉代政制的大将军。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师,欲图谋反。事败,张角即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衣著黄巾的标志,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宝称“地公将军”,梁称“人公将军”,由此而天下大乱。类此以道术惑众,如后世宋元之间的白莲教、清末的太平天国、义和;凡借用宗教之名相号召,图政治的运动者,应当引为殷鉴。

《典略》曰:

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虔其中思过。又使人为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号为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五、汉末著名的道士

以上引据的事,皆为北魏时代扩张道教最为有力的先声,如张道陵、魏伯等道术,后来成为道教正一派的符篆,与正统神仙丹道的两大主流。当汉末、三国期间,时逢乱世,怪诞传说繁兴,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又为当时与后世乐于称道的神仙故事,为道家神仙传等书所采信录取的,如刘晨、阮肇、麻姑、费长房、钟离权、左慈、于吉等人,皆为后世道教确信为神仙之流,不下一二百人。大凡宗教中人,其生平行事,若不类似神奇,就不足为号召。何况神仙之事,本来就以特立奇行、异乎常人相标榜,于是仰慕道术仙人的信念,就弥漫朝野,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了。

但促使汉末、三国、魏、晋之间道家发展的,约有三个原因、两种趋势。

所谓三个原因:

(一)由于东汉末期士大夫世家门阀观念的形成,凡士大夫的世家子弟,遂成为占据要津,把持上层社会,垄断知识思想,造成汉代有名的“”之祸。致使高明才智之士,相率逃避现实,走向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隐士生涯,以慕道求仙相掩护,就造成白日飞升与解等故事,于是道成仙去之说,益见流行。

(二)汉末朝政腐败,外戚、宦官、巨室,互相持政权,豪门、巨族,役隶卒,私相敛财,于是武勇之士,便游侠湖,聚众据险以自固,并且利用图谶之说与道术相号召,形成据地称雄的力量,渐启以道术组织宗教的形势。

(三)佛教的输入,促使民族文化抗拒思想的发生。儒家的训诂释义,章句注疏之学,既不能餍足人心,而佛教哲学,又如天际神龙,见首而不见其尾,挟雷霆万钧之势,源源输入,于是醉心玄真,寄情高远之士,极力寻求《周易》、《老》、《庄》的幽微,及神仙方士的修炼方法,拟与佛法一争高下,乃产生道家哲学的理论根据。

两种趋势:

(一)凡出身读书,失意仕途的知识分子,转用符篆、咒语等道术起家,啸聚徒众,以役使鬼神,替天行道的宗教观念相号召,如张道陵等人,其最初的动机,虽没有独立创教的企图,但已开展组织宗教的趋势,而开启中国特殊社会的宗教组织之规模。

(二)由战国以来,墨家巨子的风气,与游侠之流的存在民间社会,传统不衰。当汉高祖崛起陇亩,统一天下的时代,侠义的巨子,潜在民间,如朱家、郭解之流,便有东西南北等诸道的存在。“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是唯恐天下不乱,希望乘乱而起的中坚分子,在西汉之末,狡者与赤眉、铜马等相合流;贤者遂一反其正,随光武而中兴。流风所及,一到东汉桓、灵之末,与妖言惑众的旁门左道,如张角之流相接触,便自然成为谋反力量。但也由此使道家方术,与墨家尚义,及游侠神相结合,而成为中国特殊社会,参杂了宗教形成的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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