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符经》全称为《黄帝陰符经》，是否真的是黄帝所著，已经拿不出可靠的证据。于是，小雅便立足于《黄帝四经》的用词造句以及文法来分析，从而判断该文是否为后人假托黄帝之名成就个人之业。因《黄帝四经》是近年发掘并考古后认定是黄帝年代之物，所以如果从这方面入手，或许可信度要大一些。下面我们先看一下《陰符经》原文，幸好那时的文章都不长：
上篇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乎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一性一，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一性一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一奸一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中篇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下篇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一性一余，至静一性一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胜，我以不奇期胜。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胜。陰陽相推，而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陰陽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于象矣。
从文体上来看，战国时代的文章，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动则几十万字，如《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以《陰符经》无论是句法还是文体上来说，都不可能是战国甚至战国以后的作品。即使是春秋末、战国初如老子、孔子、墨子时代也不可能。因为这时的文章句子已经较长，而不象《陰符经》主要以4字为主，长句虽有，但多以结论为主，这一特点一定是春秋以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周易》、《诗经》这一类东周早期作品中明显看出。
上面的分析排除了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后，小雅基本上判断是西周至春秋这一段时间的作品。有人怀疑是否为周以前比如商朝或更前的作品呢？基本不会。因为从文中的句子来看，很明显这是与道家一脉相承，例如“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瞽者善听，聋者善视”、“自然之道静”等。
仅凭道家相关为什么可以断定是西周至春秋呢？这是因为在西周至东周，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相互影响，一种是北方文化，也就是文武周公一直至孔子的儒家文化为传承；一种是南方文化，也就是延袭黄帝乃至老庄一派的道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以仁义为本制定出一套称之为“礼”的行为规范，是属于形而下的人文体系；而道家文化则是以天地大道为本，研究形而上的思想体系。前者是中原尤其以齐鲁为代表，后者是以楚为代表。《陰符经》显然不是讲人们的行为规范，而是讲人的行为背后，那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在发挥着关键作用的道。
《陰符经》同时还存在着周文化，那就是《周易》的思想很多。例如：“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三盗既宜，三才既安”、“陰陽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于象矣”。从“八卦甲子，神机鬼藏”这样的句子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周公时代的《周易》，而是春秋时代的的周易，为什么这样说呢？
研究过易经的细心人或许知道，《周易》这个系统并不使用天干、地支这一套完整的系统。虽然《周易》的卦辞中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和爻辞中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的句子，但这决不是用干支来推导卦象。天干地支系统要远早于八卦的产生时间，大约比伏羲要早至少一千年以上的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开始，干支就已经基本成型，而八卦则是伏羲之后的事了。而将八卦与干支混用则至少要到春秋才开始。
以上分析稍有点证据不足之嫌，有人就提出疑问，道家起于老子、儒家起于孔子，而你为什么又否定该文章是在老子、孔子之后呢？道家起于老子，是因为老子所著的《老子》一书，非常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道家的思想；而孔子弟子三千，他所阐述的儒家思想也是从这时才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切并不是说老子和孔子之前就没有道家或儒家的思想。例如，鬻子是周朝立国时三代帝王师，他所著的《鬻子》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上文提到的《黄帝四经》也是道家思想。子产比孔子年长，他的治国思想主要也是儒家而不是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