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集录》的作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法医学家宋慈。
宋慈，字惠父，福建建一陽一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卒于理宗淳佑九年（一二四九年）[一]。关于其先世，宋人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九《宋经略墓志铭》云：「宋氏自唐文真公传四世，由邢（今河北邢台县西南）迁睦（今浙一江一 建德县），又三世孙世卿，丞建一陽一，卒官下，遂为邑人。曾大父（下当脱数字）安氏，大父讳华，父巩，以特科路广州节度使（当系推官），赠某官，母□氏，赠□人。」这段文字讹脱甚多，不过还是可以解决宋慈的乡贯及其家庭出身。其父官至广州节度推官，可见是一个中等官僚家庭。
宋慈少年时受业于同邑「考亭高第」吴稚的门下，受朱熹的考亭学派（又称闽学）影响很深。宋宁宗嘉定十年（丁丑，一二一七年）中乙科进士，即除浙一江一 鄞县尉。但未赴任而遭父丧，丁艰于家，直至宋理宗宝庆（一二二五——一二二七年）中，才出任一江一 西信丰县主簿，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活。此后，他先后任过福建长汀知县、邵武军通判摄郡事、南剑州通判、司农丞知赣州、提点广东刑狱，知常州军事、除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进宝谟阁奉使四路（皆司臬事）、拔直焕阁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等官职。
宋慈在他仕宦生活的二十余年中，一方面，对于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起义十分敌视，曾参加过镇压一江一 西南安等地的农民起义，镇压过福建汀州、邵武、剑州等处农民起义和汀州城军士囚禁州守陈孝严的哗变；另一方面，他又有比较关心民瘼的一些表现。如他知长汀县时，由于这一带历来都食用闽盐，由福州经闽一江一 溯流而上，途遥路艰，经常是「逾年始至，吏复减其斤数，民苦抑配」[一]，往往酿成「激变」，成为「致盗之源」[二]。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安宁，他曾「请改运于潮，往返仅三月，又下其估出一售，公私便之」[三]，减轻了人民的一些痛苦。又如他通判南剑州时，正值浙右饥，当地的强宗豪右又趁天灾而屯积居奇，弄到「米斗万钱」的地步，他便代当道者谋之，实行「济粜」法，「析人户为五等，上者半济半粜，次粜而不济，次济粜俱免，次半受济，下者全济之，米从官给」[四]，又累乞蠲免半租，使「民无饥饿者」，得以度过了灾荒。此外，他为官比较清廉，「禄万石，位方伯，家无钗泽，?无驵骏，鱼羹饭敝，缊袍萧然终身。」[五]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对待刑狱问题上的审谨态度和求实精神。在宋慈一生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之中，有许多时间是与刑狱方面有关的。还在他提刑湖南作《洗冤集录?序》时就说，他已经「四叨臬寄」，四度任法官了。以后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也是「皆司臬事」。因此，他在听讼理刑当中，能比较实事求是，果断刚直「以民命为重」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宋慈在《洗冤集录》的序文中，一开头就提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所以通差令佐理掾者，谨之至也。」狱事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定大辟（杀头）之罪，定此大罪的根据是在于弄清初发的案情；要真正搞清初发的案情，最重要的又莫过于对被害者原一尸一的检验。因此，委派什么人来理刑办案，实在是一件需要慎之又慎的事情。对于当时许多官员的轻率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一些州县往往将关系到人命大事的案件一交一 付给一些新入选的、毫无实际经验的官员和一些武职官员去处理，宋慈都是反对的。他认为，这些人很容易受仵作和胥吏的欺蒙，弄得黑白颠倒、是非莫辨。他说：「近年来，州县悉以委之初官，付之右选，更历未深，骤然尝试，重以仵作之欺伪，胥吏之奸巧，虚幻变化，茫不可诘。纵有敏者，一心两目，亦无所用其智，而况遥望而忽视，掩鼻而不屑者哉。」
宋慈本人，对于决狱理刑，一向都是十分认真的，从来不敢轻忽怠慢。对于下面所呈报给他审批的结案和判决呈文，如若发现有伪、错，他必定立即驳下重新审理。遇到一时疑信未决、是非难定的案情，他总是要反复深思，唯恐有什么错漏或疏忽之处。他从不在疑窦尚未解决之前就匆匆下结论，使死者蒙受不白之冤。他说自己四任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若灼然知其为欺，即亟与驳下；或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虚被涝漉。」针对当时一些「应试之浅」，没有实际经验的司法官员往往造成错案、冤案的情况，宋慈采撷前人著作如《内恕录》、《折狱龟鉴》等书中的有关记载，参以自己的实际经验，编辑了《洗冤集录》一书，用以指导狱事的检验。他宣称自己辑撰此书的目的就是「洗冤泽物」，如同医者是为了「起死回生」的目的一样。医者如能洞彻脉络表里，就能达到起死回生的目的；刑者只有通晓检验知识，才能收到洗冤泽物的效果。
当然，在封建社会中出现冤狱，不仅仅是如宋慈所说：「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而是还有着更深刻的阶级和社会的原因。这是他所不理解、也无法改变的。但是，作为生在七百多年前的一个封建官吏，他能够要求自己对案件的审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且还希望帮助别人也如此办理，不能不说是很难得的。
正因为宋慈对狱事能够采取「审之又审」的严肃认真态度，能够平反一些冤、错案件，所以作为一个法官，他的名声一直是比较好的。据刘克庄说，宋慈按刑广右时，「循行部内，所至雪冤禁暴」，而且还能深入各地查访，「虽恶弱处所，辙迹必至。」他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司臬事」时，也是「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良善甚恩，临豪猾甚威。」因而，他所奉使地区的官吏和豪强缙绅等人不敢为非，「部属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关于宋慈平反冤狱和严肃细致审理案件的具体事例，史书上给我们留下的记载极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唯一的一条材料，仍然是刘后村撰写的《宋经略墓志铭》中保存下来的。这条材料说：宋慈奉命提点广东刑狱之前，那里的官吏「多不奉法，有留狱数年未详覆者。」他一到任，便「下条约，立期程。阅八月，决辟二百余。」一般说来，在那种时代难决疑狱的出现，主要的不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管官员的昏庸一胡一 涂和办事官吏的不负责任，没有去把案情弄清，天长日久，拖成疑狱；另一个便是地方豪猾的不法刁难，或讼狱的人凭借势力和某种「背景」，人为地制造疑似难明难断的案件。宋慈能在七、八个月的时间内，便大刀阔斧地决辟囚二百余，解决了一大批疑案、积案，可见他办事严肃认真，而且是很有一点不畏豪猾权贵、决事果断的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