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步不离中山陵八号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一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部下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一抽一调一精一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一性一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一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一性一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一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一毛一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一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一爱一“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一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一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一性一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堡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一性一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一奶一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一性一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一便失一禁，两下肢有不少出一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一小一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