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派外交人士被看作是“卖国贼”，激愤而无处发泄的学生焚烧了曹汝霖的住宅，还将章宗祥痛殴一顿。
“五四运动”之后，曹汝霖等递交辞呈，在6月11日由总统徐世昌免职。曹汝霖此后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据徐铸成的回忆，即使是曹汝霖在天津上学的儿子，也只能一个人坐一张课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曹汝霖对于他在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签订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解释：
“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陆征祥)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曹汝霖后来也说：“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事实上，今人要评判曹汝霖，确实不能仅仅贴上一个“卖国贼”的标签了事。曹汝霖曾经留学日本，对于日本以及西方的宪政历史非常了解，即使是慈禧太后也对他另眼相看，特意向他询问有关立宪的事宜。
慈禧一个“卖国贼”，一个最为“顽固”的“守旧派”，他们一起谈论宪政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慈禧的转变
逃离北京城，对慈禧来说也是一场统治危机，试想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被逼着逃离京城，是多么煞风景的事情。更严重的是，这次西逃也证明了慈禧这个统治者的无能。
面对这个难堪的局面，慈禧必须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加强清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慈禧想起了“新政”这一流行的事物。在西逃期间，慈禧一方面下令围剿义和团，一方面陆陆续续颁布一些“新政”，涉及到经济，军事，教育，官制等方面。
慈禧再次向西方人屈服，回到京城的时候，她也被迫与那些公使夫人们做更多的交流，耳濡目染之下，对于宪政等概念有了更多了解，于是跃跃欲试。
慈禧内心对于日本人还是很羡慕的。当西方人打过来的时候，日本人最初也是受害者，最终却通过维新而自强，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甚至还战胜了俄国，这让慈禧很震惊，不过也隐隐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慈禧决定先了解日本。在众多了解日本的人选中，慈禧选中了曹汝霖。
当时，曹汝霖并不是什么大红大紫的人物，在清政府众多官员中，曹汝霖只是一个小小的法科进士。不过，曹汝霖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在清政府的留学生考试中，以第二名获得法科进士头衔。
决定向日本看齐的时候，慈禧决定先向这个年轻人取取经。让慈禧最终决定选择曹汝霖的，还有袁世凯的推荐。
当时，袁世凯、张之洞，甚至包括袁世凯的老对头瞿鸿禨也主张立宪，加上张謇这些立宪派的呼声，慈禧确实到了不能不重视立宪的时候了。
慈禧知道立宪对中国有好处，但她担心一个最大的问题：立宪会不会只是对中国有利，而对大清不利？能不能保持他们满人的江山稳固？
所以，慈禧必须好好地思量。
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曹汝霖在写作《一生之回忆》的时候，对于慈禧的召见做了非常详细的回忆。据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慈禧接见他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曹汝霖回忆，仁寿殿“殿门门槛高近二尺，殿门内垂有又宽又厚的棉门帘，由殿内太监掀起让进，启落异常之快，若举动稍缓，可能一足在内，一足在外，又可能官帽花翎摔斜，即是失仪”。
当然，曹汝霖还是很轻巧地从门槛里走了进去，他很庆幸在此之前，袁世凯已经把面见慈禧要注意的一切细节都提醒了一遍，甚至包括进殿门时要快速，要避免“失仪”这样的小问题都没有忘记。
由于接见的时间非常早，仁寿殿的光线并不好，只有两支蜡烛在照明，几乎是漆黑一片。在这间房间内，“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
光绪帝首先发问：“你在外务部当差几年？”之后才是慈禧发问。慈禧提出的问题非常仔细，主要是日本人如何立宪、开国会的相关情况。
在询问基本情况之后，慈禧终于抛出了她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吵闹的事？”
曹汝霖回答：“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
慈禧继续问道：“他们党派哪一党为大？”
曹汝霖解释：“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
对于曹汝霖的回答，慈禧太后在案子上一拍手，叹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在慈禧看来，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似乎不应该推行民主和宪政，所以对于宪政有些犹豫，她始终担心，一旦推行宪政，将会丧失满族人打下的江山。
曹汝霖当然也感受到了慈禧的犹豫，所以赶紧补上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慈禧随后问曹汝霖为什么开国会能够团结中国人。曹汝霖说：“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
短短几句话，曹汝霖讲出了三权分立、国王在宪法之下行事等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可见曹汝霖对于西方的宪政还是有相当了解的。
对于曹汝霖的话，慈禧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这个时候，光绪见慈禧不说话，就让曹汝霖退下。曹汝霖给慈禧的一堂宪政课也由此结束。
曹汝霖的反思
对于这次面见慈禧，曹汝霖其实抱了不小的希望，他希望能够向慈禧传达他立宪的愿望。不过，慈禧也没有完全让他失望。
在曹汝霖的笔下，慈禧“目光炯炯，声音不高不低，对于奏对，不厌求详，一再下询，想见她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更可见她思想并不顽固，可惜平时没有人以各国新政灌输上陈”。
曹汝霖甚至还假设，康有为与梁启超发动维新变法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么激进，“一日罢斥全部堂官，操之过急，反激起守旧者之反感”，而是好好地和慈禧商讨，说不定就有一个和平过渡到立宪政体的机会。
曹汝霖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认为“太后是精明强干，喜揽大权，不甘寂寞之人，只要使她面子上不失为无权之人，或即可敷衍过去，亦未可知。”
不久，慈禧也开始了行动，她派出了端方、戴鸿慈、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人出国考察。不过，这些考察还是草草收兵。
慈禧担心立宪派救中国不救满清，而立宪派认为慈禧是假立宪，立宪的道路由此被革命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