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除掉了权臣董卓，二是害死了文人蔡邕。董卓手握朝政大权，为人凶狠残暴，除掉他，既是政治斗争，也是为民除害;而蔡邕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文人，一个众人仰慕的知识分子，王允在除掉董卓后却说什么也不肯放过他。所以，蔡邕的死，既让人扼腕摇头，更让人匪夷所思。
关于蔡邕的死因，三种版本有三种说法。《三国演义》中说董卓被杀后，蔡邕“伏其尸而大哭”;谢承《后汉书》中说蔡邕“闻卓死，有叹息之音”;范晔《后汉书》中则说蔡邕“及卓被诛，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三种说法虽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蔡邕在不合适的场合，表现出了不该有的神态举动，应该是有史可循的。
老实说，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蔡邕不一定精于政治，但未必不讲政治。董卓被诛，王允掌权，在这种极为敏感的政治气氛下，蔡邕即使感怀董卓对他的知遇之恩，但还不至于“伏尸大哭”，公然跳出来和王允闹情绪、唱反调;如果仅仅因为下意识的“叹息”或“动色”，就把蔡邕视为董卓同党而被关押，被害死，那只能说是王允在故意找茬了。
董卓比蔡邕大一岁，比王允大五岁。在年代相同、年龄相仿的历史条件下，董卓成为大老粗似的野蛮军爷，蔡邕成为才华横溢的文化巨匠，相比之下，王允成长得比较复杂。他既是朝廷重臣，又是文化精英;既主持正义，又心胸狭隘。蔡邕没有死在杀人如麻的董卓刀下，反而死在颇具才华的王允手中，这无疑是“文人相轻”的又一典型案例。
历史上，凡出类拔萃的文人，大都遭受过同类的嫉恨。如曹操对付妳衡，钟会对付嵇康，王安石对付苏东坡，这种同类相斥的例子比比皆是。文章不如人家精彩，名气不如人家响亮，就用政治手段将比自己冒尖的文坛对手搞臭、搞死，是几千年来文坛上的政治小人，或政坛上的文化小人所惯用的狠招。高标见嫉，也是包括蔡邕在内的不少文人屡遭迫害的历史顽症。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东汉末年一位能够驾驭经史、天文、数学、绘画、书法、音乐等门类的文化全才，一位在文坛上拥有绝对优势、可以居高临下的超级大师。与蔡邕相比，王允既是政客，也是文人。玩政治，他可以用计夺权，堪称一流;搞文学，他还差点火候，尤其是和蔡邕站在一块，那种黯然失色的自卑感，相形见拙的失落感，却不是搞一次政变就能脱胎换骨的。
翻阅王允和蔡邕的简历，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都曾为反对宦官干政做出过努力和牺牲，都曾违心的依附过董卓，按说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然而，王允思想偏执，气量狭小，刚棱疾恶，圈子冷清，活得比较累;蔡邕思路开阔，豁达开朗，傲气疏狂，交友甚广，活得比较轻松。正是这种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和活跃状态的巨大反差，才造成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形同水火。所以，蔡邕栽在王允手里，是迟早的事。
蔡邕自知难逃此劫，乞求“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们也纷纷为他求情。但蔡邕越是想名垂青史，人气越是这样煽动朝野，就越发触痛了王允嫉妒蔡邕的那根肺管子。王允虽有“王佐之才”，但每次与蔡邕辩论交锋，都被搞得理屈词穷，嘴笨舌僵。这种比别人矮半截的屈辱，这种口服心不服的窝火，这种在文坛上始终找不到感觉、爬不到巅峰的郁闷，在他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后，必然有一番歇斯底里的发泄。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一部史学巨著被他说成“谤书”，一个文学巨匠被他看作“佞臣”，王允在发表这番是非颠倒的谬论时，早已杀气腾腾。他害怕有损“圣德”是假，担心遭受“讪议”是假，借机公报私怨、一扫恶气才是真。文臣一旦心狠起来，往往比武将更可怕，更冷血。可怜蔡邕惨死狱中。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篇谈狐的文章。文章大略为：有客问狐仙最怕什么，狐仙回答说：狐！客惶惑不解，问：“既是同类，何以畏之？”狐仙正色曰：“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故事虽然荒诞，却寓意深刻。可惜，蔡邕出生的太早，没机会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