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历来被称为有道明君，不仅表现在他的文治武功上，更表现在他的胸襟气度上。《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故事让人读来不禁会为唐太宗的气度折服，更感叹死囚的诚信。“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所谓“朕不负卿，卿亦不负朕”，白居易《新乐府》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说的就是这事。太宗与死囚的约定竟然坦荡如斯，难怪人们将信将疑，疑问“死囚何以能视死如归，何不逃之夭夭？”。后人关于此事的猜测，便有了或善之颂扬，或恶之流言。歌功颂德方面认为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太宗，如期自诣朝堂，所以死囚的诚信并非是无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报唐太宗。死囚无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诚信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来的。
恶评者以欧阳修为代表。欧阳修撰《纵囚论》短文，抛出鲜明观点，以严密论证矛头直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是为了博取贤君之名，太过虚伪。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全文环环相扣，气势逼人，欧阳修由人之常情为论证的出发点，认为唐太宗纵囚之事，不合常情，有策划作秀之嫌。“上头”的人料想囚犯一定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囚犯们料想“上头”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因为这样便可使太宗享有贤君之大名。上唱下和，共欺世人，不过如此，哪里有什么恩德诚信可言呢？
死囚们压对了宝，这批人全部得了“隆恩”，免死了。《新唐书·太宗本纪》载：“(六年)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新唐书·刑法志》亦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作为更为原始的史料，《旧唐书·太宗本纪》载：“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其实，死囚在九个月内乖乖回归并没有潜逃实在是迫不得已。清代大儒王夫之对此有过分析：“(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从王夫之论证可见不是囚犯不想逃，他们是无处可逃。这事如此大张旗鼓，说是无人监视，实则下面官员必然早就严阵以待了。另外，如果真的逃走，亲戚朋友必受牵连。如此布置，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此，王氏最后说：“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
无论如何，太宗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英主，是没有问题的。有意思的是太宗纵囚是有德明君的作为也好，是沽名钓誉作秀也罢，他并非第一个纵囚的君王，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清儒赵翼的《陔余丛考》，其中有一篇叫《纵囚不始于唐太宗》，共举后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正史和笔记所记官吏、皇帝纵囚之事共二十余条，其中皇帝纵囚的，还有元世祖忽必烈。《世祖本纪》云：“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相比唐太宗，元世祖忽必烈就小气多了，杀人者不纵，非死罪者，虽然都回来，赦免的也不过二十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