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文即位，次年改元建文，这就是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
这位皇帝少年执政，在位四年，被四叔燕王朱棣起兵造反，闹出了长达三年的“靖难之役”，最终兵败丢皇位，从此下落不明。在明朝十七位帝王中，属于命运悲惨的一个。
但在《明史》等官方史书中，对这位失败的帝王，评价却极其高，《明史》说他“天资仁厚”“亲贤好学”，也就是说是个品格厚道，任用贤臣，且刻苦学习的好皇帝。更认为他在位期间，革除了诸多朱元璋时代的弊政，深得天下人心。
而细看他登基后做的事情，这样的评价，也确实有道理，他治国的最大成就，就是“建文新政”，从建文元年（1399年）起，先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赦免朱元璋执政时期，各类案件的受株连官员，平反其中的无辜人员。同时一改朱元璋时代重武轻文的政治习惯，大力卓拔文臣，走“文治”的路线。六部尚书的官职，也从原先的二品提拔到一品，他所建立的执政团队，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臣子，更是后来明朝内阁制度的雏形。同时还大力修订《大明律》，删除其中诸多苛刻条令，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减免赋税。如上种种，都是深得人心的好事。
但这样一个建树颇多的好皇帝，为什么却难免失败的命运？还是从头说起。
（兵临城下）
一、好孩子朱允炆和野孩子朱棣
虽然很多后人都认为，建文皇帝朱允炆，能力上有欠缺。但对这位接班人，朱元璋是下过心血培养的。
朱元璋英雄了一辈子，但是在接班人选择上，头脑一直清楚：能够继承自己皇位的，一要按照皇室传承规矩来，身份名正言顺，二就是这个接班人，必须具有守天下的才能。不必一定英明神武，但要懂得治理江山，实行仁政。
所以早年他确定长子朱标即位，就是以此为原则，后来对太子朱标，更是悉心培养，除了建立强大的教师团队外，更以“仁明果决”四字标准要求儿子，遇到国家大事，还常叫儿子参与讨论。而朱元璋的苦心也没白费，太子朱标逐渐变成了朱元璋心目中的人选：性格仁厚，但外柔内刚，甚至意见相冲突时，还敢同父亲力争。父子虽常有冲突，但对儿子的成长，朱元璋一直很满意。
满意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噩耗传来，四十岁的太子朱标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说，继承人的位子又空了。
对儿子的死，朱元璋极为痛惜，但该选谁接班，更是难题。皇子之中，最得他宠的，除朱标外，就是镇守北平的皇四子燕王朱棣。而对朱标的长子，即长孙朱允炆，朱元璋起初并不待见，这孩子人长得丑，年纪又小（十五岁），而且性格又柔弱，一看并不讨喜。
所以在选谁接班的事情上，朱元璋一开始也犹豫，朱棣固然能耐大，但在朱元璋眼里，这儿子太像自己，而且更大的难题是：朱棣在儿子中排行老四，前面还有二儿子秦王与三儿子晋王，但这俩儿子不成器，接班不可能。如果朱棣当了太子，俩哥哥往哪里摆？大臣刘三吾就为此劝他：“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
而且更重要的是，朱允炆虽然能力一般，却有一点好：孝顺。朱标卧病的时候，他就侍候在身边，一直伺候到病故。父亲死后，他更是哀痛无比，很多天不吃不喝，看得祖父朱元璋也心疼，抚着背劝说：“你要是拖坏了身子骨，我可怎么办啊！”对这起初不待见的孙子，从此发自内心疼爱。
如上种种原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朱允炆正式被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法定继承人，四年以后，朱元璋更是召集诸藩王，令他们以宫廷仪式参拜皇太孙，也借此告诉天下人：继承人就这么定了，其他人就别惦记了。
除了给孙子撑腰外，对孙子的能力，朱元璋也大力培养，他亲自给朱允炆选定的几个辅臣，比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都是道德高尚，忠心不二的士大夫。晚年的国家大事，更时时让朱允炆参与，锻炼其行政能力。期间明朝屡屡兴起大案，屠戮功臣，许多史家也认为，这是在给朱允炆接班清理障碍。
但这种培养，其实是很有问题，朱允炆当皇太孙的时候才十五岁，登基时候也不过二十一，期间的锻炼，基本都是皇爷爷朱元璋手把手教，从没独立应付过政治考验，好比学走路的孩子，一直被搀着走，从没放开手脚。
为了帮助朱允炆快速成长，朱元璋也不是没行动，特意给他选了几位好老师，比如齐泰，黄子澄等人，都是忠良臣子，但这几位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忠心学问，却无实际行政才能，典型书呆子。书呆子搞教育，教出来的，多半都是呆子。
（明成祖朱棣）
朱允炆也就因此不能幸免，虽然和他父亲一样，他也是个孝顺仁厚的好孩子，但是比起父亲朱标，骨子里的坚忍性情与承担力，好孩子朱允炆，直到坐上皇帝宝座，这条也只是形似。
就连朱允炆自己也知道：一朵巨大的阴云，正笼罩在皇位的头顶上——藩王问题。
朱元璋的封藩制度，最大的漏洞，便是边境藩王手握重兵，威胁中央。他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动，以后就难说。其中实力最强的，便是当初朱允炆继承人位置的最热门竞争者：燕王朱棣。
朱棣的早年成长，堪称“放羊教育”的典型。朱元璋对儿子的教育，从来非常严格，除了日常读书习武外，还有意志品质磨练，甚至还常让儿子们穿上麻鞋，像士兵一样出去锻炼跑步。朱棣就是在这种磨练中成长起来，后来他十七岁离开京城，受封燕王，更曾跟随名将李文忠出外作战，军事水平提升很快。外加他的岳父，更是大名鼎鼎的明朝第一将徐达。如此耳濡目染的环境，从政治权谋到兵法韬略，样样修炼得精熟。
所以才就藩北平后，燕王朱棣好似蛟龙入海，很快大展拳脚，不但把一向荒僻的北平地区，治理得繁荣富庶，洪武年间更多次统兵出塞，痛打北元残余势力。北方九位藩王中，他更像佼佼者。
而且从品性说，早在做藩王时，朱棣的举手投足，就比朱允炆更像帝王：行事果敢坚决，为人处世老辣圆熟。特别说明他能耐的一件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出征漠北，当时朱棣捕捉到北元军队行踪后，不顾天气恶劣和诸将反对，坚持一路冒雪追击，终于捕捉到敌人主力，眼看要发动总攻，却突然叫停不打，反而派麾下的蒙古降将前去游说，不费一兵一卒，便将这股北元精锐顺利收降。简单一场胜仗，却把他的卓越眼光和坚忍品质，发挥得水乳交融。
而一个有这样品质的人，也必然是新君朱允炆的最大对手。对这个对手，朱允炆做皇太孙的时候，就曾格外担心。但近臣黄子澄安慰他说：“当年汉景帝也面临藩镇问题，但还不是从容平叛，顺利镇压，所以不必担心。”朱允炆听了稍微安心。但也正是这桩典故，令朱允炆确认了解决这问题的最好办法：削藩。
随着朱元璋过世，建文帝朱允炆君临天下，削藩大业，就此启动。
二、削藩大事败笔多
要用一句话俗话来形容朱允炆的“削藩”过程，那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一开始动静闹得确实大：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后，即颁布“遗诏”，各地藩王所属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亲身“护卫”外，皆由中央节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镇的“军政大权”，继而朱允文与其老师齐泰，黄子澄密谋，采纳黄子澄“断燕王手足”的建议，先将河南周王与山西代王以“贪横暴虐罪”逮捕，继而周王被发配云南。众文臣窥得风向，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力陈大规模“削藩”。顺应民意下再接再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责”，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愤然自焚。齐王被废为庶人，关入大狱，数月之间连出重手，直闹得诸藩国人心惶惶。
这一系列的削藩动作，来自于建文帝朱允炆几位近臣，特别是齐泰，黄子澄二人的筹谋，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二位饱读诗书，办事能力却有限，“削藩”的动作大，但对主要对手燕王朱棣，却基本没形成杀伤，反而惹恼了其他藩王。可以说是大败笔。
但对这事，朝廷里不是没有明白人，比如御史高巍，他认为这种削法，操之过急，应该借鉴汉武帝的办法，采取“推恩”的模式，肢解藩王的土地人口，经过几代，便能日益弱化。更有眼光的是户部侍郎卓敬，他认为要削藩，也可以马上削，但主要对象，应该是最有威胁的燕王朱棣，而且要削朱棣，更不必硬来，解除他的边境兵权，借口改善他的生活环境，将他平级调动到南昌为王，既不伤和气也不给他口实，万无一失。
这二人的招数，从后来看都是绝招。后来朱棣造反成功，即位称帝，虽然对这二人也残酷清算，但他俩的主张，却照单全收。永乐年间朱棣削藩如此顺利，对付宁王，齐王等人，用的都是这些招数。但在当时，建文帝却都不用。
要说建文帝对朱棣毫无动作，却也不对。建文帝拉拢了朱棣燕王府的长史葛诚，作为自己的内应，又借口防备蒙古兵侵扰，将朱棣麾下的精锐兵马尽数调走，还派亲信武将都督宋忠等人，接管了北平兵权，对这些动作，老练的朱棣就一个字：忍。不管建文帝怎么出招，都是逆来顺受不反抗，一幅诚惶诚恐。表面看来，昔日雄踞北方的朱棣，已经成了没牙的老虎，任人宰割。
但建文帝这几招，对付一般藩王也许可以，收拾朱棣却难，朱棣经营多年，燕军全是亲信，里外都是他的人，一般人根本指挥不动，建文帝派去的宋忠，才能更是一般，说是接管兵权，其实是被一群兵油子耍的团团转。燕王府布置了耳目，可朱棣偷偷在地下室打造兵器，还硬是瞒了过去。几招下来，基本白干。
但白忙活的建文帝，却收到了意外大礼，眼看朝廷越逼越紧，朱棣为了自救，主动在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入京朝贺，这等于是送上门让建文帝抓，但建文帝却犹豫不决，朱棣又太会装，一番叔侄情深的表演后，还是安然脱身。俩个月后，为了稳住建文帝，朱棣又派儿子朱高炽和朱高喣入京觐见，如果逮住他俩，朱棣必然不敢轻举妄动，但建文帝还是犹豫不决，又放俩人脱身。就这样，建文帝本可提前解决“靖难之役”的最后机会，已经无情错过。
建文帝犹豫，朱棣却果断。这年七月，在得到内应葛城的密报后，建文帝终于下定决心，北平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火线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断行动，先诛杀建文帝派在身边的眼线葛诚，继而火速举兵，杀死建文帝驻北平亲信张芮，谢贵，控制北平城，继而杀退驻开平的宋忠的三万精兵，以“靖难”的名义，号称要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臣”齐泰和黄子澄，正式举起了造反大旗。这场持续三年的内战，就此正式爆发。
后人说到这里，无不指责建文帝在几个关键环节上的犹豫，但如果放在建文帝自己身上说，他的犹豫不是没有道理：新君登基，就要逮捕手握一方重兵的藩王，放在谁身上都不是小事，所以必然谨慎。
但是削藩这个事情却不同，既然确定了朱棣为大对手，那么争斗起来，就注定你死我活。不削他，不知哪天造反，要削他，必然立刻造反。无论犹豫不犹豫，就要做好战争准备。但在这事上，朱棣准备了很久，建文帝这边，却毫无准备。得知朱棣造反后，建文帝也确定出兵平叛，但是反复告诫前线将领最多的，竟然是“勿使朕有杀叔之名。”人家刀都举起来了，他还想息事宁人。
三、“靖难”战场瞎指挥
大战骤起，朱棣先声夺人，先败宋忠的三万大军，继而连克云中，开平，怀来，上谷，永平。如雷轰顶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以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中央军，出师讨伐。
由此牵出了朱元璋为建文帝做的最后一个苦心安排—长兴侯耿炳文。
耿炳文，凤阳人，淮西旧将的老班底，大明开国功臣，靖难之役爆发时，时年六十五岁，可谓久经沙场。在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中，他留给历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却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写朱允文命运的人。
之所以这样说，还是由于他的作战特点---擅守。朱元璋争天下时，他曾受命镇守江苏长兴达十年，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杰，乃至彼时中国的将领中，他是最擅打防御战的人，他不仅防御经验丰富，且军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战车克胡骑”的作战思路，在明朝中后期被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发扬光大，成为明军的主战法。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一旦国家有事，一个耿炳文就足够镇守边关。而从靖难之役的局面看，大势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队多骑兵的朱棣，最大的特点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战，一旦战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灭顶之灾。对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来说，平乱的方式很简单——守住，便是胜利。
洪武时代最擅长防御战的老将耿炳文，与15世纪初叶横空出世的军事新星朱棣，就这样展开了激烈的碰撞。碰撞的时间，是建文元年（1399年）九月，地点河北真定。
刚一交手，耿炳文就尝到了厉害，一开始还没拿朱棣当回事，还想着速战速决，谁知朱棣巧用妙计，以夜袭的战法，发挥骑兵机动力，接连消灭耿炳文的属下潘雄，杨忠等部。耿炳文眼看不好，立刻拿出了看家本领：死守真定。这下轮到朱棣尝到厉害了：英勇善战的朱棣燕军轮番猛攻，骑兵火炮全拿来招呼，硬是打不动。这场新星老将间的对决，到此时还是平手。
但对朱棣来说，他是造反叛乱，地方反中央，人口物资都有限，时间就是生命。耿炳文却不同，中央军人员充足，物资雄厚，拖住了就能赢。这其实好像中国足球常遇到的局面：打平就出线。
但眼看朱棣就要坏事，建文帝却瞎指挥了，不但下诏书申斥耿炳文，更临阵换帅：同年十一月由已故名将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指挥，又集结五十万大军。重兵北上，将门虎子挂帅，非灭了朱棣不可。
但李景隆这位将门虎子，却极有问题，论身份是朱棣的表侄子，论才能，更和表大爷朱棣差太远。朱棣得知情况后，更是喜形于色，竟然当场给部下发表演说，断定李景隆必败。特别是其中一句“赵括之败可待矣。”直接把李景隆比做了战国纸上谈兵的赵括。
而这样一个人物，之所以得到任命，还是来自于建文帝重臣黄子澄的推荐。以黄子澄的话说，如果早用了李景隆，在真定就把朱棣解决了。而黄子澄之所以这么做，本意还真是好心：李景隆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会装，人长得帅气，举止雍容大度，而且还很自信，兵法韬略张口就来，谈得滔滔不绝。让书呆子黄子澄一瞧，真觉得这是名将胚子，说到底，还是水平问题。
挂帅后的李景隆，一开始威风无比，就连出征作战，都有专门的皇家豪华马车，行军打仗，极其风光。
但真到了战场上，就完全现了眼：先大兵包围朱棣老窝北平，当时北平只有世子朱高炽的几万孤军，外加老幼妇孺，就是这么一群人严防死守，竟然让李景隆占不到便宜。期间李景隆也不是没机会，部下瞿能曾一度攻破张掖门，眼看要大功告成，谁知李景隆临战犹豫，迟迟不肯救援，结果机会错失，被燕军一通反扑杀回。此后又逢严冬，北平守军趁机往城墙泼水，偌大北平城泼成了冰城，明军爬墙都困难，更加攻不动。反而被城内燕军反扑，一下给杀退十里。
更现眼的还在后面，随后朱棣率军驰援，这时的朱棣，已经挟持了宁王，更招抚了宁王麾下北方最强骑兵：朵颜三卫。实力大为升级。紧接着双方决战，李景隆先在北平城下被击溃，又在白沟河整军再战，虽然明军三军用命，如平安，瞿能等大将，更各个奋勇争先，谁知李景隆主帅无能，竟在战局最僵持阶段拔马逃命，结果五十万明军大溃，不但败的比赵括惨，比起赵括力战殉难来，李景隆更败的没种。
俩场战败后，建文帝一度局面大坏，眼看重地山东不保。就在这时，机会再次垂青了他：先是先是山东布政使铁弦死守济南府达三月，硬是顶住了朱棣的攻势，保住了山东不失，同年十月，新任大将军盛庸率部在山东东昌与朱棣鏖战，凭火器弓弩大破朱棣骑兵，歼敌一万多人，兴奋得建文帝忙向太庙告祭。次年二月，建文帝转守为攻，派盛庸率三十万大军北征朱棣，双方在夹河鏖战，尽管盛庸败阵，却也杀掠朱棣部燕军甚重，尤其搞笑的是，两战之中，朱棣数次陷入盛庸火枪队的重围，却皆因建文帝“勿让朕有杀叔之名”的训诫，令朱棣平安突围而去，否则这场惨烈的鏖战，或许早已划上句号。
此时历史再次给了建文帝机会，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三年，双方在山东，河北一线相持，互有胜负，谁也进退不得。但是在补给，资源，人心等各方面远占优势的建文帝一方，在这种消耗战里的位置显然是有利的。拖得越久，朱棣就越入死地，久战不克下，朱棣也曾心灰意冷，对谋士姚广孝戏言说：“早知今日，不如归家做一平头百姓”。急得姚广孝愤然大呼：“殿下，若败我等恐连做百姓也不可得”。怒吼之下，方激起心灰意冷的朱棣的死战之心。
绝境之下，朱棣铤而走险，建文四年（1402年）一月，朱棣率轻骑绕开明军山东防区，大迂回直捣南京，兵临长江沿岸宿州，明将平安火速回援，在宿州淝河与朱棣相持，双方互有杀伤，而明将盛庸则抄后路，断绝朱棣后援补给，明将徐辉祖（徐达之子）等人也率兵增援，将朱棣陷入合围。前后夹击下，朱棣屋漏偏遇连夜雨，军中瘟疫流行，死伤大半，诸多将领也纷纷苦劝撤兵。又是方孝孺力阻，但这位筹谋叛乱多年的王爷，此时腹背受敌，终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瓮中捉鳖”，结束靖难之役，宛然就在眼前。
然而历史却在此时再次露出了他的黑色幽默，得知明军连捷后，“大儒”方孝孺担心“京城兵力单薄”，劝说建文帝回兵守卫京城，建文帝再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一纸调令，淝河一线“中央军”尽撤，只留平安一支人马与朱棣周旋，而此时，背水一搏的朱棣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攻击，结果平安部大溃，平安本人被俘，而撤退的“中央军”，也被朱棣发动“骑兵的机动性”，于沿途尽数消灭。一纸调令，终亲手毁掉了建文帝最后的“嫡系部队”。然而就是朱棣节节胜利，连下蚌埠，泗州，扬州，兵临京城下，建文帝慌忙令群臣出外“募兵”。并向“恩师”方孝孺继续问计，这位帮了无数次倒忙的“大儒”吭哧半天，终蹦出一句：“长江自古天险，京城坚固，可挡百万兵”。
但这次方孝孺说的是实话，京城尚有几万残兵，出战虽不能，据城防御却尚可。外出求救的齐泰，黄子澄也初见成效，几支“勤王”兵正火速赶来。这是建文帝最后的机会---坚守待援，成败的关键，是守住京城。而建文帝也坚定了这一选择，他拒绝了群臣要求“迁都”的建议，下令整治城防，准备决战。防御的重任，却交给了一个最不该交给的人---李景隆。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李景隆勾结朱棣，打开城门，燕军兵不血刃破城。走投无路的建文帝在皇宫里焚起一把大火，然后不知所终---这是他一生里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却是最无可挽救的错误。
四、屠戮旧臣罪行重
建文四年（1403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拜谒完明孝陵后，正式举行了登基大典，并宣布改次年年号为“永乐”，开始了他二十一年的帝王生涯。
在登基前后，他还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把建文四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意思是不承认建文帝这四年的统治。相关的政策，凡是和朱元璋时代不符合的，也一律更改回来。为了拉拢人心，更把建文帝在位时期，各路臣子攻击他的奏折，在朝廷上当众一把火烧掉：这事过去了，都安心过日子吧。
但对建文帝身边的几个核心文臣，朱棣却坚决不放过：黄子澄手脚被砍，经受酷刑而死，全家除了一个小儿子们，全数都遇害。齐泰之前外出募兵勤王，在安徽被逮，也是全家被杀。死守济南的铁弦，被割下耳鼻后杀害，妻女被充做官妓，只有一个长子活命。最为惨烈的是方孝孺，不但个人遇害，满门抄斩，连门下学生弟子也多被株连，史称“株十族”。御史景清起初被朱棣重用，但他心怀故主，竟借机在朝堂上行刺朱棣，事败被逮后，不但景清本人被害，就连邻居也被株连。类似受难的无辜极多，史称“瓜蔓抄。”
清算建文帝遗臣的浩劫，之后持续十多年，甚至为此鼓励民间告密，大批无辜百姓受难。就连《明太祖实录》也因此篡改，由降臣李景隆监修的《明太祖实录》，里面充满了大量歪曲的笔墨，对相关的历史事件，也进行了很多加工。以至于后人研究这段历史，都变得极为困难。而这位在关键时刻出卖建文帝的李景隆，后来也遭了报应，被告发越礼谋反，全家从此被软禁在家中，绝食十天竟然没死，却彻底失去了自由，最后死于永乐末年。
而一心清算甚至抹黑建文帝的朱棣，其后在位的执政政策，好些竟也走向了建文帝的轨道：比如建文帝生前修改刑律，废除苛刻刑罚，朱棣当政后，在经过早期的酷烈清洗后，也逐渐这样做，此后明朝的法律案件，特别是死刑判决，依法判决成为定例。比较著名的一件事是：
一次明朝某官员冒支钱粮事发，朱棣听后怒极，下令将其处死，但刑科给事中抗命，说这个罪不至死，处死了才违法。朱棣立刻醒悟，连忙收回成命。自此以后，依法办事，放在帝王身上，也成了准则。另外如建文帝重用文臣一样，朱棣身边，也日益聚拢了强大的文臣团队，明朝重要行政制度“内阁制度”，正是在朱棣执政时期形成雏形。而建文帝生前做得极失败的“削藩”，朱棣也接过手来，顺利做完。可以这样说：建文帝好些未完成的政治理想，恰是朱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