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三回里，潘金莲顺口说了句当日流行的歇后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意思是，此事尽人皆知，想瞒也瞒不住。
万历距沈万三时代已两百多年，沈万三仍是名满天下，妇孺皆知，可见，沈万三确乎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
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历史上称他为沈万三秀，并以沈万三之名风行天下，原名反而很少有人提及。
为什么大家叫他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呢？据董谷《碧里杂存》等资料解释，明朝初年称巨富为“万户”，姓后加“万”，是当时对富人表示敬意的一种习惯称法。又，当时人分五等，曰：“奇、畸、郎、官、秀。”奇最低，秀最高。称“秀”的人家产须在万贯以上，沈氏排行第三，家有亿万资产，故称以沈万三秀或沈万三。可见，他的名字是尊称、排行与户等的合称。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万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迁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到他父亲沈佑时迁至湖州南浔沈家漾。元至正二年(1342)南浔一带大水，贫民纷纷逃往他乡，沈佑也在此时迁往周庄。
传说中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富得让朱元璋都垂涎，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家破人亡。他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有趣的传说。
据《留青日札》记载，当朱元璋打下江浙后，沈万三与其弟万四(沈贵)在两浙豪富中首先输粮万担，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太祖军食，多取资焉”。但是贪得无厌的朱元璋却要“务罄其所有金”，想方设法来消耗他的家财。
据董谷《碧里杂存·沈万三秀》记，有一次，朱元璋在月朔(即初一)日召见他，给他一文钱要他生利，从初二开始，一文取两文，初三日取四文，初四日取八文，每天翻一倍，亦即按等比级数增长，以一月为期。沈万三不知就里，欣然接受。哪知回家一算，一月之后，该付给朱元璋利息为五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九百十二文。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则共计三千三百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二斤。沈氏虽富，但哪里经得起这样的盘剥？
朱元璋除了巧取，还有豪夺。有一次，朱元璋召见沈万三，要他每年“献白金千铤，黄金百斤”，还命他造六百五十间廊房，养数十“披甲马军”，并对他的田产每亩征九斗十三升的重税。
沈万三大概也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明洪武六年(1373)前后，当他得知京城(今南京)要筑城墙时，就主动承担了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的任务。当时的南京城墙全长三万七千一百四十米，合七十四华里多，朱元璋的筑城计划，仅造砖一项，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相当于军区)、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负责的城墙，占整个工程量的三分之一，他以一家之力，是怎样如期完成的？没有人知道。
今南京水西门外，有座赛虹桥，相传为沈万三儿媳所建。明人记载，沈万三建造数桥之后，很是得意，便在家中炫耀。谁知儿媳很不以为然，便用私房钱悄悄建了一座桥。该桥“工巧宏丽”，比公公所造之桥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把它叫做“赛公桥”——儿媳尚且如此，可见沈家确实实力不凡。
王行是一位学者，曾受聘于沈家坐馆，教沈家子弟读书。据英宗正统年间苏州人杜琼作《王半轩传》记：“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赀雄当世，为礼聘于家塾，每成章，辄偿白金以镒。”白金即白银，一“镒”就是二十两，学生写一篇作文，老师竟有如此之高的报酬，沈氏的家底可见一斑。
沈万三处于事业巅峰时，他的弟弟沈贵(万四)已看到危机，曾写诗劝他说：“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长久计，瓦罐载酒木绵花。”要他低调做人，从事耕织，但沈万三没有听从他弟弟的话，终于招来了灭顶之灾。
据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主动要求代他出赏钱。朱元璋有意刁难他说：“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地回答：“愿每军犒金一两！”朱元璋听后大吃一惊，嘴里说：“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但内心里却起了杀掉沈万三的念头。
《明史·马皇后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为？’乃释秀戍云南。”
所谓“戍云南”，就是发配到云南充军。根据这一记载，他应该是死在云南，或者死在充军的路上了。
沈万三“元人”考
明史专家顾诚先生曾作《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详细考证了沈万三的身世，否定了他是明初人的说法，认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元代，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均是讹传。兹将顾诚先生及有关学者的论述综述如下。
一、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查清，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确定的。《吴江县志》卷五六载：“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
张士诚的军队攻占平江路(苏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这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已死去十二年以上。既然他已经在元朝末年去世，当然不可能遭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打击了。
二、据元末明初人王行所撰的《沈荣甫墓志铭》、《沈茂卿墓志铭》，洪武九年(1376)，沈万三之子沈荣甫死，年七十一岁。据此，则元明易代之际，其子沈荣甫六十二岁，其孙沈森也有三十九岁，以中国人偏高寿命推算，沈万三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极小。即使活着，至少也是八十左右的垂垂老者，什么筑城呀、输粮呀、犒军呀，还用得着他来露脸么？他露得了脸么？
三、《沈荣甫墓志铭》云：“初，(沈)荣甫之先君子(富)，游于故侍讲袁文清公(桷)之门，公每嘉其敦信义。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号海粟，以文翰自矜许。来吴，必主之，深加爱厚，为大书‘积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
王行为当时著名学者，两次受聘为沈氏家庭教师，为沈家亲属所作的应酬文字达十一篇之多，但涉及这个名闻天下的大富翁沈万三的却仅此一见，时间标示为“初”，称谓为荣甫之“先君子”，除此“追述”之外，无任何直接描写之文字。又，王行为沈万三之子、之孙都写了《墓志铭》，却没有为沈万三写《墓志铭》。考王行首次设馆于沈家为元末，可见，在王行莅馆之前，沈万三早已作古。
四、据上文，沈万三与元代侍读学士袁桷有过交往，冯子振曾多次下榻于沈万三家中，并为他题了“积善”二大字。据《元史·袁桷传》，袁桷死于元泰定四年(1327)，下距明朝开国(1368)四十一年。冯子振附于陈孚传后，未书卒年，陈孚卒于元大德七年(1303)，下距明朝开国六十五年，从他的交游层面来推测，他主要的活动年代是元朝中期，即大德、延祐年间，即使后延，也很难延到明朝开国之后。
五、《沈荣甫墓志铭》继续说：“及荣甫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以承夫先志，又以勖其后人，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
按：积善堂建于元末，有吴县著名高僧释妙声作《沈氏积善堂》诗可证。原诗云：
翰林宾客散如云，积善于今喜有君。
背郭堂成因旧扁，传家书在足前闻。
屋头雨过乌尤好，池上风清鹤不群。
我亦袁公门下客，题诗三叹感斯文。
释妙声诗文多作于元至正年间，所以其集入元诗选，积善堂落成之时，沈万三已死，其子荣父主持家政，所以释妙声才有“我亦袁公门下客，题诗三叹感斯文”之叹。
六、我们虽不能断定沈万三绝对活不到八十多岁，亲眼看到大明帝国的建立，但是，明军在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下，进兵云南是洪武十四年(1381)的事，筑城、犒军之时，云南并不在明朝管辖之下，因此，在明朝初年就把沈万三充军云南，绝无可能。如果是在平定云南之后再把他充军该地，那么，沈万三当在百岁上下，他能够如此长寿吗？朱元璋再暴虐，能把一个百岁老人发配充军吗？
可见，《明史》及明代野史大多是民间传说，以讹传讹;或者是误把沈万三子孙的所作所为，附会成了沈万三本人了。
沈万三虽是元朝人，却未见元人记载。入明以后，有关沈万三的传说越来越多，却没有一条是出自与沈万三本人有直接接触的人之手，现存的洪武年间官方或半官方文献，也从未提及沈富其人。洪武十二年(1379)卢熊纂刊的《苏州府志》多达五十卷，其中竟然也没有涉及沈万三及其家族。
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元明之际，元人著述散佚毁弃的相当多，生活于元代的沈富不过是个“多田翁”，既无出仕的政绩，又不足以跻身“儒林”，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后，沈家子孙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不仅在朱元璋推行的粮长制度和举荐制度中崭露头角，而且同当时的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因此，沈家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尽管沈万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间也已分成四家，但是人们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用沈万三来概括。
“聚宝盆”的传说
沈万三何以富甲天下？民间有许多有趣的传说。
清代著名文人褚人获《坚瓠集·聚宝盆》载：沈万山年轻的时候，家里贫穷，有一天，梦见一百多个身穿青衣的人求他救命。第二天早上，他见一渔翁捉了一百多只青蛙，准备剥剐了拿到市场上去卖。万三联想到昨夜的梦，动了恻隐之心，就拿钱买下，放生于池中。当天晚上，青蛙们呱呱地叫了个通宵，吵得他睡不着觉。早晨起床后准备去驱赶，只见它们都环绕着一只瓦盆蹲着，他很觉得奇怪，于是便把那只瓦盆抱回了家。有一天，万山的妻子在盆中洗手，把一只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数也数不清。随后拿金银来试也是一样。从此之后，沈万山开始富甲天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想杀掉他，亏了马皇后劝谏，才把他流放于岭南。抄没家产的时候，得到了这个瓦盆，拿给识古器的人一看，说这就是聚宝盆。
在沈万山的财富神话中，聚宝盆最为著名。这只聚宝盆后来怎么样了呢？谢肇浙《五杂俎》卷三载：“金陵南门名曰聚宝，相传为洪武初沈万三所筑也。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沈遂声言：以盆埋城门之下，以镇王气。故以名门云。”这就是现在的南京中华门。
张岱《明纪史阙》也有相同的记载，不同的是，在朱元璋欲诛而赦之后，沈万山才交出聚宝盆，然后埋于城下的。
此外，还有乌鸦石、马蹄金等很多神话似的传说，不一而足。孔迩《云蕉馆纪谈》记：“沈万山，苏州吴县人也。家贫无产，以渔为生。一日饭毕，就水洗碗，碗忽坠水中。因撩之，不知碗之所在，但觉左右前后，累累如石弹，乃尽取之。识者曰：此乌鸦石也，一枚可得钱数万。因以富。或曰：夏日仰卧渔船上，见北斗翻身，遂以布襕盛之，得一勺。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罗担七条而至，谓曰：汝为我守之。言讫忽不见。启视，皆马蹄金也，以此致富。”
这些传说都很有趣，既反映了民间的财富幻想，也显示了人们对沈万山暴富的迷惑不解，因此当然不是沈万山富有的根源。
何以富甲天下？
沈万三发财致富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垦殖说。
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坦斋文集》内，有沈万三侄儿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云：“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其所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
刘三吾这篇墓志铭已说明，沈汉杰死于洪武四年(1371)，过了二十年之后，应沈玠之请而作，撰写时间当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主要材料得自沈玠提供的行状，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
刊印于光绪年间的《周庄镇志》卷三的《沈伯熙墓志铭》也说：“大父祐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沈万三)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
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
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推测：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南浔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纳佃户、出租田地、雇用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掌管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元朝后期已为全国之冠。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售粮大户”。可见，沈万三家族主要是靠垦殖起家，辅以农产品交易，逐渐发展成为江南第一富豪的。
二是赠与说。
杨循吉《苏谈》中有《陆道判捐资》一文，其中说道：“元时富人陆道原(应为德原)货甲天下，为甫里书院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赀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顾、陆、李三子》云：“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皆富而好古，亦能诗文，至今有脍炙人口者。一时名士咸与之游，名振东南。顾有三十六亭馆，陆之治财者，沈万三秀也。李尝助太祖军粮二万斛。入国朝，顾削发为僧，陆为黄冠，[遗业于万三]，李挈妻子、家资浮海去，俱惧法而避之，惜哉！”
《周庄镇志·杂记》也说：“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
这些资料都说，沈万三的财富，均得之于陆德原的赠与，事实果真如此吗？明都穆所辑的《吴下冢墓遗文》中，收有一篇很不常见的《陆德原墓志铭》，略谓：陆德原字静远，长洲甫里(今甪直)人。家有资产，又得族田千亩。他在家乡办起了甫里书院，被署为山长，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调任徽州儒学教授后，又出资修州学。至元六年(1340)回苏州买木料时病逝。有子八岁，长女赘徐元震，次女刚生三个月。这篇铭文出于陆氏同僚、儒学提举黄晋之手，有力地证实陆氏并无出世当道士的事，况有入赘之婿、幼小之女，更无送财与外人的道理。
沈万三很可能帮陆德原管过账，购运过木材，甚或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财产，则可能是讹传。
三是通番说。
这里所说的“通番”，指的是海外贸易。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孔迩《蕉馆纪谈》说沈万三“乃变为海贾，遍走徽、池、宁(国)、太(仓)、常(州)、镇(江)豪富间，转辗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元朝时海运发达，外贸畅通，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二百二十余个。自1282年起，元朝开始海运漕粮，并设立了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因官船和人手不够，便雇私家船户运送。据元学者虞集《道园学古录》说：船户中以富豪船户获利最多，他们常夹带商品船和小快船，“交通海外诸番，博易以致巨富”。也就是假公济私，靠走私发了洋财。
延祐元年(1314)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岛等地的。此时的沈万三正值青壮年，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商贸经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发财机会。
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带的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回头带些舶来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来回都能赚取巨额差价。“通了番”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都是不可能的。
《明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因为陆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阻隔，所以《吴江县志》有沈万三“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明人笔记多处记载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为他“通番”的佐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沈万三家族以垦殖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并大胆通番，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一跃而成为巨富。
沈氏家族败落之谜
沈氏家族的没落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打击大约在洪武三年(1370)至六年(1373)。
元末，张士诚割据苏州十四年，是朱元璋争夺天下最强大的敌手。沈万三和张士诚本系旧友，在张士诚保护下，沈氏家族利用元朝颁布的《官本船法》、《市舶法则》等规定，大规模进行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反过来，他们又以自己超强的财力，坚定地支持张士诚的大周政权，以与朱元璋抗衡。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沈家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为了输诚讨好，花钱消灾，他们屡屡贡献自己的财富。什么输粮呀，献金呀，筑城呀，犒军呀，都是数以亿万计的用费，在所不惜。为什么？为了保命。只要大明天子不以“资敌”的名义要他们的脑袋就行。但是，朱元璋仍然大怒了。他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即便是沈万山已经不在人世，沈家也没人充军云南，但经过这番折腾，沈家的财富也蚀减过半了。再加上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对江南富民采取了严苛的政策，多次强制迁徙，并课以重赋，从此之后，沈家也就一蹶不振了。
第二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十九年(1386)的春天，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旺之子)沈至、沈庄先后入狱。《故沈伯熙(庄)墓志铭》记：“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入则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于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药莫疗……卒于京。”
沈至入狱的原因是逃避赋役，沈庄入狱则可能是涉嫌“胡党”、逃避赋役而羁押至京，其事不小，连补带罚，再加上两兄弟最终都能出狱的上下打点，其数目也定在巨万以上。
大约在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却在劫难逃，被扣上“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
经过这次打击，沈家的基业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第三次打击是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党”案发，蓝玉被处死，株连则在全国蔓延。有一位叫王行的先生，曾两次在沈家坐馆，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又两次在蓝玉家坐馆，前后也有十多年之久。通过王行的关系，想在新朝找到靠山的沈家同蓝家也有了交往。“蓝党”案发后，有人劝王行逃遁，这位迂腐先生说：“临难无苟免。”结果以同谋罪被诛。
当时，沈万三女婿顾学文因夺人之妇，仇家怀恨在心，蓝玉事发后，仇家即以沈家同蓝家的关系为据，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在严刑逼供下，顾学文招认曾收到蓝玉“钞一万五千贯”，为他购置粮米、绸缎等物，用来准备起事和赏人。
《弘治吴江志》载：案情牵涉他的“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其中沈旺是沈万三的儿子，其他人等也都是沈万三的子孙。《周庄镇志卷六·杂记》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学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沈)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同日被杀的还有八十多人。
《乾隆吴江县志·旧事》载有胡蓝党犯人沈德全一家的处置细节：二月十八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多着折了臂膊，未出动的小厮不打，且牢着他。供出的田口家财断没了。”二月二十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都凌迟了，十岁以上的小厮都发南丹卫充军，十岁以下的送牧马所寄养，母随住;一岁至三岁的随母送浣衣局，待七岁送出来。”——真可谓惨不忍睹！
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就这样急剧地衰落了。清人刘昌《悬笥琐探》说：“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唯大松犹存焉。”
出身低微的沈万三，由贫而富又盈而后倾的故事，成了元明之际江南地主豪富的一个缩影。
坐落在周庄的沈万三故居，如今已修缮一新，对中外游客开放。人们聆听着他的财富神话，浏览着他的一椽一柱、一瓦一石，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