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我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三个关键点是：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和1840年鸦片战争。在牧野之战中，陕西的周部落灭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我把它说成中国历史三大爆发点之一，可能有人会觉得夸张：“这货写到哪段就说哪段重要！”但这话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里也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商朝和周朝很不一样。我们看周朝的时候，能清晰辨认出传统文明的特色。但是看商朝，绝没有这样的感觉。周朝是中国史的一个崭新起点。中国传统文明里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忠”“孝”“德”“礼制”，都是在周朝才真正成型的。在政治上，周朝设计了一种封建+宗法的架构体系，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尤为深远。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牧野之战标志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开始。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参战的周军却少得可怜。《尚书》记载，周武王带着三百辆战车，三百名虎贲参战。后来孟子觉得三百人少了，怀疑是抄写错误，改成了三千虎贲。这个改动还是合理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辆战车大致应该配十个战士。那么说起来，周武王投入战斗的主力军就是：三百辆战车，几千战士。
大家写来写去，最后轮到司马迁。司马迁是个顶级史家，但他有个毛病：贪多喜功，迷恋大数字。所以他写牧野之战的时候，出手豪阔，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后面又有整有零地加上“甲士四万五千人”。反正四万五千人也不用司马迁养活，他就很大方给周武王派去了一支生力军。但是这四万五千人其实要不得。现代历史学家仔细考证周部落的人口，认为周武王治下的子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就是在5万~10万之间。他哪来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真正的情况很可能是：几千人围着几百辆车，站在一个叫牧野的平原上，准备推翻了一个有六百年历史的王朝。一个叫姬发的人在大喊大叫，给他们打气。一个叫姜尚的人站在战车里，阴险地策划进攻。
在他们对面，是一个据说坏得淌水的人——殷纣王。说起来，殷纣王简直坏的离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样坏。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出比他们俩更坏的一对夫妻。他们简直是禽兽中的比翼鸟，恶棍中的双截棍。要是把他们的坏事一一列举出来，能凑够好几篇专栏文章。但是纣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坏。他变坏有个过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声讨殷纣王。但在大会上，周武王也没列出什么像样的罪状，说的相当含糊，重点渲染的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不频繁。(见《尚书·牧誓》)光靠这些罪状，很难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
后来的作家读了这些罪状，也觉得不过瘾。周武王是圣君的典范，那他的对手也该是暴君的楷模！所以，殷纣王的罪行必须丰富多彩。作家们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添砖加瓦。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殷纣王的罪行已经颇为可观了。
司马迁津津有味地写道：纣王修鹿台、设炮烙、挖比干的心看是不是有七窍;有位妃子有点性冷淡，他就杀了这位妃子，还顺便把她爸爸也做成了肉酱;周文王听见这事叹了口气，就被纣王抓起来敲诈钱财。等等等等。受过宫刑的司马迁还特意描写纣王如何“淫乐”。据说，殷纣王往大池子里灌满酒，往林子里挂满了肉，然后“男女倮相逐其间”，逐累了就喝酒吃肉。当然，这个娱乐方式听上去相当土鳖。这倒让我想起鲁迅讲的一个故事。农妇在地里干活，忽然叹气说：皇后娘娘何等快活！现在还不是在睡午觉？醒了就叫“太监，拿个柿饼来！”酒池肉林倮相逐，就是司马迁想出来的柿饼子。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殷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加十三项。而且这些罪状越写越夸张。就像司马迁说纣王修建了鹿台，刘向就补充说：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一使劲，鹿台又变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时候一丈大约折合两米。纣王为了淫乐，要爬上两公里高的鹿台。这时，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学者说：纣王的形象反映了历史学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观念的成长性与层积性。这个说法太学术，翻译过来就是说：一旦某人掉到粪坑里，那么历史学家就会蹲在他头上拉屎。我们经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是公正的”。其实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历史既不是公正的，时间更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历史是人记录的，而人是复杂的动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殷纣王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君主，我们只知道他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