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5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码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刺杀案。死者叫杨永泰，在民国史上，他可不是一般人物，在蒋介石的众多幕僚中，他是“首席智囊”，被称之为“诸葛亮”式的谋略型人物。蒋介石对他几乎做到了言听计从，甚至蒋介石因他的建言，能够改变已决定了的命令。北伐结束，他以“调虎离山”之计，将集团军诸侯明升暗降，解除他们的兵权;他建议组建侍从室，让蒋介石从繁重琐碎的公文审批中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思考处理军国大事;他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策略，迫使中共工农红军北上长征。就是这样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却突然被人刺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人如此大胆，敢于刺杀蒋介石的“诸葛亮”？
一、献策蒋介石，瓦解拥兵自重的军阀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生于1880年。杨永泰从小聪明过人，邻居们称他是“神童”。12岁应县学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秀才。也有说是17岁中秀才)，西学兴起，21岁的他考入广州高等学堂，开始接受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一年后，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回到广州任《广东报》记者、编辑。他很快以文笔流畅、思维敏捷、立论深刻、思想活跃，闻名于珠江两岸。
清末，立宪思想吹遍知识界，杨永泰为之摇旗呐喊，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这一年他28岁。1912年，他32岁，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1914年，他与黄兴组织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袁世凯时期这批人被称之为政学系，杨是骨干人物之一。这是日后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系新政学系的源头。在与黄兴等国民党人的接触中，他认为孙中山的学说更接近于解决中国问题。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他率先加入。从此以后，他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受到孙中山的信任与器重。遗憾的是杨永泰虽然足智多谋，但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坚定的信仰，他既追随过孙中山，也投靠过北洋军阀，还依靠过西南军阀。他这种朝秦暮楚，很不为国民党人看好。但作为政客，他又很有心机。在广东护法军政府时期，他就注意与各方保持融洽关系，如滇军将领熊式辉，特别是同政学会成员保持良好关系。后来，正是这层关系使他成为新政学系重要骨干，并通过黄郛、熊式辉的引荐，结识了蒋介石，有了用武之地。
在蒋介石执政时期，新政学系是国民党内一个很重要的派系，其重要人物除杨永泰外有：黄郛、张群、吴鼎昌、熊式辉、吴铁城、王世杰、翁文灏，甚至何应钦也一度被人目为准政学系。可见其势力之盛。
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一定的组织，也没有政纲，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他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并大多学有所长，才华出众，精于政务，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好手。所以，深为蒋介石器重。
1928年，黄郛就在蒋介石面前吹捧过杨永泰。蒋介石当时忙于北伐一时还顾不过来对杨永泰作了解。之后熊式辉又将杨永泰的“削藩”妙计贡献给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最头痛的就是如何处理各地拥兵自重的军阀，杨永泰的献策正逢其时，这才引起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
杨永泰由于杨永泰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过人，洞悉政治法律原理，又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很善于揣摸主事人的心理，所以，与蒋介石第一次晤谈，便令蒋介石大为惊叹。当蒋问到他对当今天下大事有何看法之时，他是滔滔不绝。他把自己的“削藩策”主要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一席话，顿使蒋介石心明眼亮。
冯玉祥所占之地，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那都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难以养活部队。冯玉祥最需要的就是钱，有了钱才能解决军饷和发展，而其手下一些将领带兵作战不少是为了荣华富贵，有奶就是娘。以后蒋介石就是通过给钱，封官许愿收买冯玉祥的部下，如石友三、韩复榘，再伴以武力威慑，终于将冯玉祥集团瓦解。所以，第二集团军是被银元打败的军队。
阎锡山，最初是有问鼎中原的野心，北伐结束后，他自知没有这种可能，自己的力量也不足以与蒋介石集团抗衡争霸。所以，也就藏起了欲夺全局的野心，把精力放在经营山西，一心只把山西经营成他的“独立王国”。杨永泰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提出对阎锡山采用政治手段解决。
李宗仁的桂系。桂系比较早就归附国民党了。北伐时桂系编为第七军，是蒋介石属下的主力军。但他们不满蒋介石在给养方面明显偏向第一军(黄埔系)，桂系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扩张的野心，也随之膨胀。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桂系的逼宫不无关系。杨永泰认为对桂系必须从军事上才能彻底解决。此后，一直到1949年，20多年间，蒋桂矛盾时缓时激，成为地方实力派中对蒋介石打击最大、斗争时间最长的军事集团。蒋桂矛盾直到共产党取得胜利，蒋介石败走台湾，才告终结。可见那时的杨永泰对问题判断的准确性。
张学良据有东北，对南京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威胁不大，可以徐而图之。所以使用外交手段即可。
在上述大方针下，杨永泰分别提出远交近攻、调虎离山、借刀杀人、釜底抽薪等具体方法予以各个击破，在日后都取得了成功。
二、排挤CC系，培植政学系势力
1931年，蒋介石破格任命杨永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对于蒋介石给予的信任，使他感恩不尽。杨永泰集知识分子的才识与处理行政公务的经验于一身，很受蒋介石倚重。他是大权在握，就把令来行。特别是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作为这一时期的执政方针，协助蒋介石“围剿”中共工农红军有功，而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北伐胜利，蒋介石名义上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到1935年前这一阶段，蒋介石既要“削藩”，又要解决国民党内部政令不出南京的现状，还要对付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根据地进行“围剿”，疲于奔命，搞得焦头烂额。杨永泰经过琢磨后，向蒋介石提出，设立一个侍从室，专门帮助处理公文。蒋介石批准了。侍从室建立后，蒋介石顿时感到方便多了。从此以后，全国各地来的报告、信件、建议、请示等各类公文，都汇集到侍从室，由侍从室送蒋介石批阅。但文件太多，牵扯蒋介石的时间仍旧很多。杨永泰见状，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先把收到的文电，经过一番整理，摘出文件要点，提出处理意见，并设计出一种公文呈送表格。表格中分印：来文(电)机关或姓名、文别、日期、内容摘要，以及拟办、批示等各栏，由机要人员用端正的小楷填写好，表的上面印上“呈阅”二字，然后区分轻重缓急，送蒋批阅。这一招果然奏效，蒋介石一下子觉得一目了然，批阅起来又快又方便。此后不断改进，效力大为提高。侍从室的权力也不断扩张，几成蒋介石的军机处。杨永泰也益发受到蒋介石的青睐。蒋介石的青睐让杨永泰的权力放大。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的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永泰过目后才能送呈蒋介石;可以说杨永泰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军机大臣了。许多军政要员要见蒋介石，也得经过杨永泰。再加上集权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争宠，如此一来，杨永泰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同时，由于蒋介石长期驻南昌主持“剿共”，遥控南京政务，南昌的行营秘书处成了实际上的行政院。所以这一阶段，杨永泰是权倾朝野，高朋满座，宾客盈门。蒋对杨永泰信任有加，这一时期是政学系急剧膨胀阶段。如在封疆大吏这一级别中的官员，政学系占了几乎三分之一。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福建省主席陈仪、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四川省主席张群、广东省主席吴铁城，等等。在行政院，有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张群、铁道交通部长张家璈、粮食部长徐堪、秘书长翁文灏等。那时对政学系曾有“省府主席十有九，行营主任五占三”之说，可见杨永泰能量之大。在杨永泰任蒋介石秘书长期间，政学系主政不仅是众人皆知的事，而且还抢夺了CC系的党务大权。这就激化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1928年后，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就掌控了国民党的党权，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在第五次“围剿”中，杨永泰建议蒋介石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以便于指挥，蒋接受了。当时就把国民党主要活动的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四省的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主任之下设书记长，书记长不用说了，基本都是主任委员的心腹。
杨永泰的这一招，把四省原来的各级党部的执行委员和监督委员一起取消了，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送“剿匪总部”党政委员会。党政委员会集各地党务于一处，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党内各派系都争夺党政委员会中的职务。但在杨永泰的运作操纵下，该委员会六个处，五个处长是政学系的人，CC系仅争得一个处的处长位置。下面各区分会委员会和附属机构的负责人也是政学系的人为多。
这样一来，鄂豫皖赣四省各级国民党组织就由CC系手中转到了政学系手中，CC系成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附庸，地位一落千丈。陈果夫兄弟会怎么想？当时是敢怒不敢言，可怨恨积蓄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随着后来“剿共”形势的严峻，省政府主席又兼任全省保安司令，有权指挥地方武装。可谓是党政军一把抓。
最初，CC系与杨永泰的矛盾还只是在暗里博弈。CC系为了对付杨永泰的这一招，提出“融政于党”。所谓“融政于党”，就是从今以后，CC系要重视往政府和教育部门安插自己的同志。同时，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还发起“护党”行动，寻找政学系的失误，唆使各级党部向国民党中常委告状，指责政学系的所作所为是毁党。CC系的大将张道藩、张厉生等人还积极奔走于国民党元老张继、邹鲁之间，攻击杨永泰是“投机分子”，鼓动他们向蒋介石进言，党政大权不能由地方大员一人独掌，以免形成独立王国，不能过分宠信杨永泰。而杨永泰也不是吃素的，与之针锋相对，利用蒋介石对他信任的优势四处排挤、压制CC系。
三、政学系四面楚歌，终遭“清君侧”
CC系长期以来控制党务，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安排本系统的人进入政府任职。杨永泰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后，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变化。杨永泰利用秘书长的职务，仗着蒋介石的信任，开始插手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官员的安置，发展政学系，CC系的势力无形之中变得是在逐步退却，阵地萎缩。1933年陈果夫代替顾祝同，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民政厅厅长一职决定派自己的心腹余井塘担任，可没想到省政府组阁名单报上来时，杨永泰将其压住未报。陈果夫知道又是杨永泰使的坏，立刻发来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如有更适当者，请钧座指定。”见到这封电文后，杨永泰不敢拖延了，遂将前后两封电报一起呈蒋介石过目。
这本来只是陈果夫的一个姿态，不料这正中杨永泰的圈套。杨永泰即向蒋介石推荐与自己私交甚好的唐肯和辜仁发，蒋介石遂电告陈果夫从二人中选一人。在一省之中，除省主席和秘书长外，最重要的莫过于民政厅厅长一职了。陈果夫见到蒋介石的决定后，气昏了头。勉强选了辜仁发。辜仁发最后成了两派矛盾斗争的牺牲品。类似的这种情形时有发生，使CC系感到极大威胁。
1934年8月，杭州机场发生大火，机场烧毁，蒋介石刚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10多架。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行营调查科长邓文仪彻查。CC包庇主犯，邓文仪出身黄埔一期，可谓老资格。可他在接受了案件中与之的利害关系人10万美金贿赂后，便宣布大火为无意事故。
杨永泰看了邓文仪的调查报告后，怀疑调查结论，当即请示蒋介石，建议由戴笠去秘密调查。结果真相大白，这乃是一场人为的纵火案。主犯是军政部航空处处长兼杭州航空学校校长徐培根。徐培根乃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他盗用公款套购黄金，亏空300万无法弥补，遂指使人放火烧毁库房，以销毁账目。不料天气炎热，大火蔓延开来，致使飞机被烧。
机场大火案弄清后，徐培根以“通匪”罪枪毙。邓文仪被免去行营调查科长。杨永泰的做法再次极大地触动了CC系的利益，也引起黄埔系中一些人的不满，因为邓文仪乃黄埔一期的，遭整饬，其引发的后续反映是连锁的。无形之中，不满杨永泰的力量开始聚集，逐渐形成群起攻之的局面，杨永泰成为国民党内的众矢之的。政学系与CC系的暗斗也逐渐表面化。
杨永泰揽权，培植政学系势力，形成政学系在民国政权中一股独大。而一些党内元老级人物也不愿杨永泰独控中枢大权，最先起来抨击杨永泰的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他说：“杨永泰是政学系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指过去老政学系支持袁世凯)。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指责蒋介石重用政学系，“把他 (杨永泰)作为亲信，是认贼作父”。再加上黄埔系中上层的不满，他们不断游说，之后是CC系的主动攻势。蒋介石听多了，不免联系一些事情来看，也隐隐感到杨永泰似乎有暗中弄权的迹象。1935年12月17日，张群调任外交部部长，蒋介石命杨永泰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1月兼省保安司令。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认为这是杨永泰失宠的信号;其实，蒋介石还是信任杨永泰的，对杨的才能也是欣赏的，发配杨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只不过是让杨暂时避避风头，以平息各派的不满情绪而已。
四、到底是何方力量刺杀了杨永泰
1936年10月25日下午，杨永泰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码头被刺。究竟是什么人刺杀了杨永泰？当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中国共产党，因为杨永泰足智多谋，为蒋介石出了不少可行的“围剿”共产党的计谋，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但77年过去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是中国共产党所为。
第二种说法是“复兴社”邓文仪因报复而派人所为。
第三种说法是爱国青年自发组织“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根据审讯的确是他们所为。
“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的发起人叫陈有光，曾参加过“中华革命青年同志会”。上个世纪30年代，面临日本的侵略野心，他集合了一批“愤青”，组织了“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众所周知，政学系是亲日的。“攘外必先安内”就是杨永泰提出来的。所以，杨永泰就成为“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的暗杀对象。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时，警卫森严，无法接近，离开了蒋介石，到了地方主政，终于给了这批“愤青”们机会。执行刺杀任务的是陈夔超(化名谭戎轩)和龚柏舟。在逃跑过程中陈夔超为一名杀猪的屠户拦腰抱住，龚柏舟逃到南京后被抓获。陈有光后来辗转逃到贵州山区躲藏起来。陈夔超和龚柏舟被判死刑。还未执行，碰上日机对武汉大轰炸。在解往重庆的途中，龚柏舟跳江得以逃生，陈夔超在押至重庆后被枪毙。
除上述三种说法外，还有第四种说法，说杨永泰是被胡汉民亲信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刘芦隐指使人刺杀。这一说法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在当时之所以流传这种说法，个中缘由，也是派系斗争所致。刘芦隐是胡汉民的得力助手，在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冲突中，刘芦隐时常为胡汉民出谋划策。这是忠于蒋介石的复兴社和CC都不满的，有了杨永泰被刺一案，他们就想借机除掉刘芦隐。于是在审理杨案过程中，CC和复兴社联手，对案情做了手脚，嫁祸于胡汉民派的刘芦隐。刘芦隐被捕，宣传部部长一职由CC骨干方治长期“代理”。CC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杨永泰被刺，是政学系的一大损失，也是国民党政权的一大损失。杨永泰死后，蒋介石还经常念叨，对侍从室的人说“杨永泰不死，我们都可以省力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