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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知识库 · 吕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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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吕氏春秋》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强秦统一六国之前,为综合百家、统一思想而纂成的一部政治、历史、文化学术论着,也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

《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并特别标出:"《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史记》称:"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之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并详细说明了《吕氏春秋》撰辑的起因、过程和主旨:"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为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日《吕氏春秋》、布咸陽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补一字者,予千金。"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势力日衰,秦国已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明显优势。由诸侯争雄,进而实现天下归一,已是大势所趋。春秋末年以来出现的儒、墨、道、法、陰陽、纵横、兵、农等诸子百家各执一端,自持一术,竞售于世,相互争斗,已经不符合趋向统一的时代要求。兼合百家,"齐万不同"(《吕氏春秋·不二》,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创立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条件已初步形成。这正是《吕氏春秋》成书的社会历史背景。

但是,《吕氏春秋》并没有完成新创独立思想体系的任务,而只是将各家思想进行了一番拼凑和合。所以,该书的突出特点就表现为"杂"。清代学者汪中代毕沅为《吕氏春秋》所写的序文,作了详细而公允的评议:"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其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

然而,《吕氏春秋》兼取镑家学说时,并非全无选择,在调和折衷之中,也有所偏重。高诱在《吕氏春秋》注的序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从总体来看,《吕氏春秋》在宇宙观和人生哲学方面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合各家学说,在社会政治观和教育思想方面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合各派主张。《吕氏春秋》全书160篇,其中集中谈教育问题的有四篇,即:《劝学》、《尊师》、《诬徒》、《善学》;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谈论音乐及音乐教育者有七篇,即:《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基本上都是儒家的作品。汪中十分肯定地说:"《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其它各篇中凡与教育思想有关的篇章,也多出自儒家学者之手。如:《至忠》、《忠廉》、《孝行》、《下贤》、《高义》、《上德》等篇。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就全书而言,对墨家多所责难,但在论述教育的数篇中又多次肯定墨子,书中孔墨对举的赞辞见于《当染》、《尊师》、《不侵》、《谕大》、《慎大》、《顺说》、《贵因》、《高义》、《博志》、《有度》、《务大》,竟达11处之多。《吕氏春秋》明显倾向于偏道家,但道家主张"绝圣弃智"、"拒师非学"显然与儒家思想相牴牾,因而被舍弃了。

《吕氏春秋》纂辑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统治经验,探讨统治策略。其论及教育也着眼于此。

(一)重视教育的作用,强调'疾学"、"善学"

自孔子以来的儒家学派都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学记》将儒家的这一传统思想集中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吕氏春秋》正是吸取和发挥了儒家的这种神,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巨大作用。

《吕氏春秋》明确提出人人都应当"疾学",就是说对学习要有强烈的紧迫感,从而全力以赴地勤奋学习。它认为,人不学则不知理义,"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劝学》)。这正是儒家"人不学,不知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吕氏春秋》进一步指出,圣人也是疾学而成的;无论何人,只要肯于疾学,都可以成为显士名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劝学》)。它列举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典,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厘,"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尊师》)。这正和荀子说的"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皆可以为禹"的思想完全一致。

可贵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不经过学习训练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固有的机能,"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尊师》)。以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经过学习训练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来论证教育的作用和学习的必要,这是很新颖的。

《吕氏春秋》对教育的作用和学习的必要,作了一个简单明确的结论:"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尊师》)。这就是说,对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个人来说,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吕氏春秋》在强调教育作用和学习必要的同时,特别提出要"善学"。"善学"的关键是"用众",就是要善于取众之长,补己之短。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善学》篇又名《用介》。它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善学》)。要做到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必须端正对人的态度,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而不能只看别人的短处和缺点。缺点再多的人,也总有某些长处,值得自己学习,"无丑不能,无恶不知。丑不能恶不知,病矣;不丑不能,不恶不知,尚矣。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善学》)。一个人如能博采众长,必将大有长进,超过任何有专长的人,"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善学》)。它用人所共知的事实来论证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任何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得之众也","夫以众者,君、人之大宝也。"(《善学》)。

取众之长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从品德修养上说,要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一是从学业提高上说,要博采众长。《吕氏春秋》本身编纂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企图吸收各家的长处,构造一个新体系。尽避它没有完成创立新体系的任务,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取镑家之长,避其所短的思想。

(二)提倡尊敬教师,教师要"尽智竭道以教"

重视教育必须从尊敬教师开始。不尊师而空谈重视教育是毫无意义的。《吕氏春秋》明确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尊师》)。它根据史实和传说列举出古代的"十圣人六贤者",说他们没有不尊师的,"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叔孙敖、沈申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即使身为天子,"入大学,祭先圣,则齿赏为师者弗臣",也是以此来表示敬学和尊师的诚意(《尊师》)。这和《学记》中'师严而道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教师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受到社会的尊敬,是因为他尽职尽责,从事于"胜理行义"的重要工作,"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假如教师不称职或玩忽职守,不能为人师表,要想取得社会的尊重,也是不可能的,"遗理释义。……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所以说,"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当然,首先还是强调要尊师,只有尊敬教师,教师才能"尽智竭道以教"(《尊师》)。

《吕氏春秋》认为,教育的成败取决于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教师善教,学生善学;教师热学生,学生尊敬教师,做到"师徒同体"、"师徒同心"。在师生关系问题上,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善教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善学的学生;教师热学生,才能赢得学生的尊敬,也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此六者不得于学,则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师不能令于徒"(《诬徒》)。

《吕氏春秋》深刻指出了不善教的教师的种种表现。主要有四点:第一,"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陰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就是随欲,毫无原则,喜怒无常,一意孤行;第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就是自己有失败或过失,不肯自我批评,刚愎自用,坚持错误;第三,"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欧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阿谀谄媚权势者,不管其德才如何,千方百计地讨好奉承;第四,"弟子居处修洁,身壮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妬而恶之",对才学出众,品貌兼优的学生加以压制、嫉妬。结果学生深受其害,学业由此败毁、道术由此荒废(《诬徒》)。这样的教师当然不可能获得社会和学生的尊敬。善教的教师"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结果学业由此而章明,道术由此而大行,教师也必然受到社会和学生的戴、尊敬和支持(《诬徒》)。在这里,《吕氏春秋》揭示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师生同体。才能密切师生关系,"人之情,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相反,师徒相与异心。就会互相结怨生厌,因为"人之情,恶异于己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诬徒》)。总之,对教师来说,要求视徒如已;对学生来说,则要敬业尊师,这样才能做到师徒同体同心,亲密无间,这是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的核心问题。

《吕氏春秋》对如何尊师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首先,要端正学习态度,"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观驩愉,问书意,顺耳目,不逆志,求所谓时,辩说以论道,不苟辩"(《尊师》)。学生能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就是对教师最大的尊敬。其次,对教师要讲礼貌,"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必严肃"(《尊师》)。最后,对教师的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细心照顾、周到地服侍,"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絮,善调和,务甘肥"(《尊师》)。同时还要从事各种劳务,给教师以必要的帮助。这些要求在细节上不一定完全妥当,但其基本神还是可资借鉴的。

《吕氏春秋》认为,尊师的基本要求还是在学业和品德方面能够遵循师教。"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日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纳)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尊师》)。这些思想显然是吸取荀子的主张而加以发挥的。

(三)注重音乐教育,提倡"和乐",反对"侈乐"

《吕氏春秋》一书中有八篇专门论述了音乐,这是在先秦文献中保存古代音乐资料最丰富最完整的一部著作。《吕氏春秋》中的乐论综合折衷着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其论音乐的起源采用道家思想为主;其论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却以儒家思想为主。作为音乐教育的主张主要是采自儒家的乐教理论。所以,清代学者汪中说,论乐诸篇,"乃六艺之遗文也",这是很有道理的。

《吕氏春秋》首先提出了音乐的起源问题,"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萌芽始震,凝滞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大乐》)。这完全是道家"太一生万物"思想的反映,但也吸收了儒家乐生于和、生于平、生于适的思想,并将二者合在一起了。

《吕氏春秋》在论及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时,几乎完全采纳了儒家的主张。它认为音乐与政治、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矣。"(《适音》)。音乐起着安政事、平风俗、美人伦的作用,所以古之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十分重视充分发挥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和音乐教育是"必不可废"的,在这里,《吕氏春秋》婉转而果断地批评了墨家"非乐"的错误主张,"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吕氏春秋》在《古乐》篇详细编制了一部古代音乐的发展史,尽避它所叙述的各个时代音乐产生、发展的原因、效果等是不科学的,但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音乐发展史资料,是很值得珍视的。它指出:"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古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

《吕氏春秋》认为,音乐对形成|人的品德,培养人的志趣,陶冶人的情都有重要作用。"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慝。"(《音初》)。音乐发自人的内心,又体现着一个人的作风、志向和德,因此,音乐对人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吕氏春秋》的这些思想显然是源于儒家,和荀子的《乐论》及《礼记》中的《乐记》的主张十分吻合。很可能它保存着早巳遗失的《乐经》的重要内容和材料。

《吕氏春秋》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认为乐不可废,也不可非。但乐"有节有侈,有正有",又不可不加以区分。对于"节乐"(也就是"和乐"、"适音")和"正声"应大力提倡,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对于"侈乐"、"声"则应坚决废止,防止其消极影响。这一主张是十分可贵的。

(四)主张知士、士,提倡举贤、用贤

《吕氏春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道家思想,构造了一套治国治民的方略,其要点是:提出"治天下也必先公",反对"家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主张"审民意"、"顺民心"(《顺民》),"忧民之利,除民之害"(《类》);赞赏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思想;向往禅让制,"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圆道》)。反对世卿世禄制;实行"虚君主制",大力选贤任能,"君也者处虚"故能使众智也","能使众为也"(《分职》),"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君守》)。在这些政治主张中,贯穿着贤才治国的思想,直接提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的主张(《士节》)。所以,《吕氏春秋》对举贤、用贤问题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论述,提出了许多耐心寻味、发人深省的辟见解。

《吕氏春秋》首先提出了得贤才的极端重要,它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求人》),"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先识》)。国家大事,千头万绪,进贤举能,应摆在重要位置,"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其本在得贤"(《本味》),"功无大乎进贤"(《赞能》)。

要想求得贤才,必须善于知人识才。《吕氏春秋》提出:"今有千里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知士》)。为了取得贤才,必须有善于识才之人,所以,"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贤人"(《赞能》)。

《吕氏春秋》提出了一套知人识才的办法,主张对人材要进行全面考察,统称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通则观其礼,贵则观其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就是要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全面观察考验其品德、志向、学识、才能。这就是"八观六验"。所谓"六戚四隐"就是考察其在家里,邻居、亲友之中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种种表现。总之。"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论人》)。只有对人进行了全面、严格地考察,才能知人识才,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知人善任。

《吕氏春秋》特别指出,必须尊重、护和关心人才,才能使"士尽力竭智",充分发挥其才智。首先,必须尊重人才,"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知接》),"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本味》)。有些贤能之士往往清高孤傲,若对其冷淡、厌弃,必然失之;若给以应有的尊重,也会使其归从效力,"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下贤》)。所以,要得贤才必须给以应有的尊重。

《吕氏春秋》还提出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要善于发挥各人之长,使有一技一能者都得到施展其才智的机会,"以全举人者固难,物之情也。物岂可全哉!"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更不要只看人的小病,吹求疵,而无视其大优长,"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举难》)。这不是说小病也加以肯定,而是反对因小失大,压制人才。

《吕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它的整个教育思想有密切关系,在关于"疾学"、"善学"、"尊师"等教育思想中都贯穿着它的人才思想,而它的人才思想中也都体现了"疾学"、"善学"、"尊师"等教育思想。因此,《吕氏春秋》的人才思想是它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还包括其它方面的内容,如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它提倡"尚德"、"高义"、"至忠"、"孝廉"、"贵公"、"贵直"、"贵信"、"去私"、"务大"、"博志"等等,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内容、标准和具体要求,也是很丰富的。此外,《吕氏春秋》中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古代农业生产知识的资料,如关于农具、作物、土壤、气象、水利、病虫害等知识和技术,值得引起重视。在推崇道家的宇宙观的若干篇章中,也透露了一些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在阐述道家"养生之道"的篇章中,也接触到某些人体生理卫生知识和体育健身的内容,这对了解古代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状况及其传授途径和方式,也是很有意义的,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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