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有着众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这是贵州人引以为豪的资本之一，也是贵州示人的招牌之一。殊不知，在历史上贵州的一种小吃竟然影响到了国家的统一。
西汉建立以后，承袭了秦帝国的许多制度，又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迅速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气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富有雄才大略、乾纲独断且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历史上的第七位皇帝，在位期间他不断开疆辟土，缔造了汉朝最大的版图，也把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西汉盛世推向了巅峰。
雄厚的经济实力，一位不甘寂寞的君主，二者作用在一起，释放出了巨大的化学效应。
恰恰在这时，儒生董仲舒又总结出了一套“天人感应”“大一统”的理论，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在恰当时刻奉上的这份恰当的大礼被汉武帝照单全收了。
在政权、财权和思想意识上实现了空前大一统的汉武帝，在短时间内就把原本推崇黄老之术的西汉帝国打造成了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
面对北有匈奴虎视眈眈，南有南越伺机而动的局势，汉武帝决定改变汉朝开国以来沿袭的绥靖政策，准备通过武力解决来自帝国不同方向的威胁。
为了了解当地情况，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使者唐蒙出使南越。在南越王的招待宴席上，唐蒙吃到了一种名为“枸酱”的小吃，让他感到颇为好奇。据说，枸酱就是今天茅台酒的起源。
唐蒙对于蜀地的物产能够跨越重重山水运到南越之地感到不解，便特地向南越王询问货物运输的路线，南越王告诉唐蒙：“道西北戕牁，戕牁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和南越王的一番“家常话”在唐蒙脑海里激发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
唐蒙回到长安以后就急忙向汉武帝报告了他的“新发现”，同时建议汉武帝发兵攻打南越，唐蒙设计的行军路线就是由巴蜀进入夜郎，然后沿戕牁江南下，打南越一个措手不及。
唐蒙的建议很合汉武帝的胃口，因为在汉武帝的蓝图里，无论是南越还是西南夷，最终都将成为汉朝版图的一部分。汉武帝之所以举棋不定，是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好究竟如何行动。
唐蒙的这个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会收到一石二鸟之效，汉武帝自然乐见其成，于是马上擢升唐蒙为中郎将，派他出使夜郎。
再次离开长安，唐蒙显得踌躇满志。他的设想是首先修建通往夜郎的道路，这样等到他说服夜郎接受朝廷的统治之后，大军就可以直接进发夜郎，攻下南越只在迟早间。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条路唐蒙修了两年也没取得什么进展，还弄得民怨沸腾，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修路，转而取道南方进入夜郎。
夜郎侯多同是个识时务的人，当带着厚礼的唐蒙提出要在夜郎设置郡县时，这位长期以来割地自雄的一方霸主竟然爽快地同意了，这样的结果恐怕连唐蒙自己也没有想到。
于是，就在唐蒙出使夜郎的当年，汉朝就在夜郎境内设置了犍为县、南夷县、夜郎县等地方政权。
唐蒙虽然只完成了他的两大目标之一，但这已经足够坚定汉武帝攻打南越的雄心壮志了。
为了确保无虞，汉武帝还做足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他要求再次修通从四川去往夜郎的道路，另一方面派司马相如进入蜀地设法收服蜀地的大小部族。
然而，汉武帝还是低估了这项工程的艰巨程度。他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也比唐蒙花了更长的时间，最后依然劳而无功。大批修路的士兵和百姓因为劳累和疾病而死，看来唐蒙的锦囊妙计是行不通了。
好在经过司马相如的一番努力，蜀地各部纷纷归附朝廷，撤掉了关塞路障，让汉朝在西夷的统治变得更为稳固，让朝廷经由蜀地直接攻打南越成为可能。
然而就在征讨南越终于有了可行性的时候，汉朝却陷入了南北夹击的境地。北方的匈奴频频南侵，西南地区的且兰国也以武力与朝廷抗衡。
为了避免出现顾头顾不了尾的局面，汉武帝决定采纳大臣的建议，首先集中精力对付匈奴。
解除匈奴的威胁用了10年，在此期间，汉武帝对西南地区始终未能忘怀；北方边事稍有缓和之后，他就把解决西南夷的问题重新提上了日程。
没等汉武帝祭起讨伐的大旗，南越王就按捺不住了。
公元前112年，南越举兵造反，汉武帝决定从夜郎地区调兵发往南越；没想到且兰国等部非但没有支持汉武帝的计划，还先后起兵与朝廷抗衡。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大臣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但汉武帝也没有给这些小国任何挣扎的机会，他以快刀斩乱麻的姿态迅速平定了这些乘机起事的部族，然后直捣南越。
在南越起兵作乱的次年冬天，汉朝大军进入了南越腹地，失去了抵抗能力的南越国至此寿终正寝。
平定南越后，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郡县。之后的两年，又把当年庄硚建立的滇国变成了汉朝版图内的益州郡。
出人意料的是，汉武帝在消灭了滇国后，非但没有一鼓作气灭掉夜郎，还保留了夜郎的王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夜郎王出兵相助的缘故。
在汉武帝经营西南的过程中，夜郎不仅因为偶然的因素成为汉武帝最初发动战争的诱因之一，还能在大战中免于刀兵之祸，甚至在战争落幕时依然能够以方国的身份存在，这其中很难说没有夜郎王智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