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乾隆皇帝有一次下江南路过泰山，便率群臣登泰山祭祀岱庙。当时庙前正有野台梆子戏上演《西厢记》，乾隆灵机一动，对大学士纪晓岚说，朕有一联，卿试对如何？乾隆的上联说道：“东岳庙，演西厢，南腔北调。”纪晓岚不加思索，信口拈来：“ 春和坊，卖夏布，秋收冬藏。”下联以“春夏秋冬”四季，对“上联东西南北”四方，珠联璧合，非常贴切。
其实，这不过是乾隆下江南的一个对对联的小插曲，乾隆一生曾经先后六次下江南，演绎了六下江南的连环大戏。为此，他还撰写了《南巡记》一文，总结性地叙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在这一点上，他很像自己祖辈清圣祖康熙六次巡幸江浙。
第一次下江南：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1年正月，乾隆以督察河务海防、考察官方戎政、了解民间疾苦以及奉母游览为由，第一次南巡江浙。同年正月十三日，乾隆奉皇太后离京，经过直隶、山东到达江苏清口。同年二月八日，渡黄河阅天妃闸、高家堰，下诏准许兴修高家堰的里坝等处，经过淮安，命令将城北一带土堤改为石工；然后由运河乘船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至苏州。同年三月，到达杭州，参观敷文书院；然后登观潮楼阅兵，遍游西湖名胜。回京时，从南京绕道祭明太祖陵，并且阅兵；陪着皇太后亲自到织造机房观织。随即沿运河北上，从陆路到泰安，到泰山岳庙烧香。同年五月四日，抵达圆明园。第一次南巡，往返行程水路共计五千八百里，历时五个多月。
第二次下江南：乾隆二十二年，即公元1757年正月，乾隆奉皇太后懿旨起銮出京，开始第二次南巡。同年二月五日到达天妃闸，阅龙木；二月十三日，到达范仲淹高义园；二月二十日，到达苏州，又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在嘉兴和石门镇阅兵；二月二十七日，奉皇太后到达杭州；三月十八日，到江宁府，祭明太祖陵；四月四日，到徐州阅视河工，降旨截流漕粮，又将积欠的种子、口粮全部免去；四月五日，到孙家集阅视堤工，命令将河堤改用砖砌；四月六日。到荆山桥、韩庄闸巡视；四月十日，到达曲阜，拜谒孔林；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圆明园。
第三次下江南：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2年正月初二，乾隆第三次南巡。这一次南巡，正值直隶、山东、安徽等地受灾，乾隆经过时，免去了这些地方的额赋，又拨了一些物资款项赈灾。然后去审查了前两次命令修的工程的进度，并且对两淮的盐商赏赐有加。经过杭州后，到海宁阅海塘、登观潮楼、阅福建水师；和前两次一样巡视织造机房和祭拜明太祖。回京的时候检阅了徐州的河工；到邹县祭孟子庙；再次去孔庙拜谒，登泰山的玉皇顶烧香。同年五月，到达涿州，赈灾免赋，然后回到圆明园。
第四次下江南：乾隆三十年，即公元1765年正月，乾隆开始第四次南巡。此次南巡在时间、路线和主要行程安排与第三次大体相同。
第五次下江南：乾隆四十五年，即公元1780年正月十二日，乾隆从京师出发，开始第五次南巡。乾隆说这次南巡的目的是“省方观民，勤求治理”。南巡途中，他多次颁发谕旨，免去直隶、山东等地应征地丁钱粮的十分之三；凡是老民老妇，均加恩赏赐；到达山东后，他派遣官员祭祀了孔子；沿途他还派官员祭祀那些已故的兴修河道的官吏；此外，还在杭州、江宁等地阅兵，再一次拜谒朱元璋孝陵。五月九日，班师回京。
第六次下江南：乾隆四十九年，即公元1784年正月二十一日，乾隆开始了最后一次造访江南。减免所经之地的地丁钱粮；准许各地曾经犯过案文武各官的案子重新审核，没有案子的，可以加一个等级；经过德州时，在晏子祠行宫写成了《济文考》一文；拜谒孔子庙；视察江浙境内沿海工程；接见越南使臣；派官员祭明太祖陵。四月二十三日，返回京师。
乾隆用自己的一生的三十年六下江南巡幸江浙各地，可见他将巡幸江南作为朝廷最重要的大事来办。因此，他在《南巡记》一文中，总结性地叙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其实，早在他第一次下江南的两年前，也就是乾隆十四年，即公元1749年十月初五日和十七日，乾隆就已经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两省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和赋粮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两省地杰人灵，人文荟萃，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一百五十年里，共举行了六十一次科考，其中，江浙两省出了五十一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出了三十八位榜眼，占榜眼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出了四十七位探花，占探花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
而以朝廷大学士和九卿、督抚等重臣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两省的。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六次巡幸江南，所经之地和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皖上千万两银子。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二百二十八万两、安徽积欠三十万余两，及浙江本年应征银三十万两；第二次南巡，谕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二十余万两；第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二十七万余两；第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两省钱粮一百四十三万余两及浙江的十三万余两；第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一百三十余万两；第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一百三十1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一千万两以上。
《乾隆皇下江南》剧照
据有关史料记载，乾隆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目的。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五十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七百多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十分之一还要多。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他对几十年大兴河工的情形作了总结，主要是四大工程：
第一项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
第二项大工程是陶庄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开成以后，解决了“倒灌之患”。
第三项大工程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花银数百万两，修建好鱼鳞石塘四千一百余丈。
第四项大工程是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修了三年多。这对保护沿海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大作用。后来，清代文人陈文述对比当年海塘利民和现在海塘失修灾害加剧时，写下有感而作的《议修海塘》诗：“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翠华亲莅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三吴骇浪狂。”
在《南巡记》里，乾隆还提到将徐州高家堰的三堡、六堡等原来用砖砌的堤一律改为石堤，徐州城外添筑石堤直至山脚。仅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六巡期间，乾隆对黄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苏的海塘，下达了数以百计的上谕，指示治理，动用了几千万两帑银，完成了多项工程，对减少洪灾、保护百姓田园庐舍和生命安全，起了不能抹煞的重大作用。
乾隆下江南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安邦治国发现人才、培植士类、笼络人心。在六次南巡中，乾隆确实从江南物色了大批政界能臣、饱学之士、学界泰斗、书文大家。每次南巡，乾隆都要会见文人士子、名流缙绅，并亲自命题考试，对考试优秀者特批扩招“生员”名额，特赐“举人”称号，当场授予官位，以争取名士，宣扬圣恩。譬如，乾隆在上海青浦就发现了一个名叫王昶的青年才俊。
王昶虽然此时跻身于“吴中七君子”之列，但和历史上许多著名才子一样，一连几次乡试不中，甚是郁闷。乾隆二次南巡之时，有人向乾隆推荐了王昶。乾隆便在途中召试，王昶终于以出众的才华通过笔试，并以流畅深刻的论辩通过面试，一举荣登榜首。乾隆求才心切，深感相见恨晚，当即授予王昶内阁中书之职，入职军机处。不久，王昶便成为与纪晓岚、刘墉、钱大昕、和绅等人在大清中枢激情共舞的朝廷重臣。
当然，乾隆下江南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重要目的，虽然乾隆没有说出来，但这个重要目的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就是他要亲自领略江南的繁华地和温柔乡。
自古以来，江南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山川风光秀美，人文资源丰厚，金粉佳丽无数，用明朝皇帝朱元璋的话来说是：“佳山佳水佳风佳月，千秋佳地；痴声痴色痴梦痴情，几辈痴人。”在乾隆时期，长江运河两岸的都市商业繁华、人气旺盛。当时全世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江苏占据其三，即江宁、扬州、苏州。南京人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家”，十里秦淮，九曲金波，六朝金粉，一帘幽梦，无不让乾隆神魂颠倒；苏州园林，享誉天下；苏州刺绣，巧夺天工，再加上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充满着诗情画意，更让乾隆流连忘返；“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富商云集，美景、美女、美味，一应俱有，无疑是一个著名的梦幻之都、休闲之都、消费之都。乾隆来到江南，看得开心，玩得尽兴，吃得可口，购得满意，还有众多的江南美女环绕左右，当然是乐此不疲、频频光顾了。
对江南的园林胜景，乾隆更是情有独钟。每次下江南，他都带来一些画师，把江南的一些著名园林描绘下来；而后，在北京颐和园、紫禁城、承德避暑山庄中，对苏州狮子林、杭州西湖十景、无锡寄畅园、镇江金山寺等园林景观加以仿建。因此，乾隆每次下江南，都必须要到江宁、苏州、扬州三地去巡幸一番。自然，对于“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也是他的必去之地。
乾隆六下江南巡幸江浙各地，虽有得，但也有失；虽有利，但也有害。从古到今，人们对此都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确，在当时的条件下，当朝皇帝下江南巡幸各地可谓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北京到江浙，来回往返六千里。当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五个月的时间。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不仅耗费了十分巨大的国家财力，而且也给民间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对此，乾隆曾在御制《南巡记》里进行过深刻地检讨。他也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