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有两种，打出来的和忍出来的。打出来的英雄生猛亮丽，如项羽，然秋后轧账，常不及忍出来的英雄收益广大，如刘邦。在汉末三国，若曹操、诸葛亮算前一种，刘备和孙权就属后一种，司马懿更是后者中的翘楚，此子老于忍耐，精于等待。汉末三国人物为了江山打得不可开交，到头来九九归一，三家归晋，统统姓了司马。
一
晋明帝曾向司徒王导了解晋王朝是如何得天下的，王导从司马懿的功绩和手段说起，渐次说到司马昭对付高贵乡公曹髦的种种劣迹，听得晋明帝大惭，俯卧床榻，以被蒙面，怯怯地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这透露了三个信息：一，司马家族的发迹史极为肮脏；二，该发迹史较少得到史家记录；三，史家著述阙如，对应着政治上的严酷。最骇人听闻的统治，从来不是群情鼎沸，千夫所指，而是万马齐喑，阒寂无声。《晋书》系唐人编修，编撰者房玄龄等人距司马懿已有三四百年之遥，执笔时当无忌讳。司马懿及其子嗣的残暴统治越有效，后世学者掌握的素材就越有限。大量司马家族不愿让后人看到的黑暗内幕，不仅被漂白，还可能像一只电量告罄的黑匣子，永久沉没在历史海底。
司马懿（字仲达）生于179年，小曹操24岁。这段年龄差非常要紧，与曹操、刘备等秉持封建道德观的旧人相比，司马懿堪称“末世新人”的突出代表。曹丕当政后，曾评论当朝三公——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赞道：“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三公年龄与曹操相若，曹丕小司马懿八岁，可算同代人。当年濡染于两汉四百年文治武功下的东汉旧臣，与汉朝覆亡、三国鼎立时那一代擅长火中取栗、乱中取胜的新人，会形成全然不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吕思勉曾感慨道：“从魏武帝到司马懿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局，亦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风气一个升降之会。从此以后，封建的道德，就澌灭以尽，只剩些狡诈凶横的武人得势了。”即以“夷三族”为例，它虽创于秦朝，且在西汉得到变本加厉的继承发扬，然逮至汉末及曹魏时期，此类恶法已大为收敛，当得势的司马懿对政敌动辄夷及三族，连出嫁在外的女子都不放过时，就引来见多识广的后代史家的惊诧。这类惊诧，好比清朝末年仍有凌迟，但鲁迅在民国二十二年从报上读到“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被“绑赴（天津）新站外枭首示众”时，已然大感诧异。处于“升降之会”时代，二三十年间的道德、风气格局，差异会大过舒缓岁月的三四百年。
司马懿出自一个颇有势力的家族，高祖司马钧曾为征西将军，曾祖司马量为豫章太守，祖父司马隽为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司马防有八个儿子，因字中都有个“达”字，时人号为“司马八达”。据说，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服膺儒教”，“慨然有忧天下心”。当年个别擅长鉴定人物品级的老江湖，如南阳太守杨俊和尚书崔琰，均认定他前途未可限量。司马懿本人也孤高自许，所以，曹操“兄弟将”曹洪求助司马懿时，司马懿鄙视曹洪人品，假装腿脚不便，懒得搭理。曹洪向曹操告状，曹操征召司马懿，司马懿扔掉拐杖，疾驰赴任。无论司马懿对曹操怎么看，他坚信，欲展鲲鹏志，须抱曹操腿。
曹操与司马懿的关系，曾被说得格外玄乎。传闻，司马懿曾佯装风痹，拒绝曹操任命。司马懿当着曹操派来刺探的使者面，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副绝症模样。又据说，曹操曾测试司马懿走路的样子，以检验其品行。当曹操要求司马懿“反顾”时，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颈部骨节的灵活性异于常人，这在相书上有个说法，叫“狼顾”，古人认为，有此相者，非奸即诈。曹操自此警惕司马懿，告诫曹丕道：“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曹丕是太子，日后还是皇帝，故曹丕家事等于国事、天下事。又据说，曹操做过一个怪梦：“三马同槽，”即三匹马在同一个马槽里吃草，大感不祥。日后曹操剿灭马腾父子，自以为这个灾难性的梦启得到了消解。后人认为，“槽”谐“曹”，“三马同槽”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马”吃掉了曹家天下。听上去是个既有趣又凑趣的解释，对于理性思维能力不足、巫术交感思维昌盛的古人，这类说法总有最大的说服力。
司马懿肯定知道曹操对自己的戒心，他的对策是：加倍小心，避祸为上。在自己任上，他勤勤恳恳，做小伏低，忠于职守，除了那位长远来看最值得投靠的人——太子曹丕，他避免站队，不轻易做出头椽子。他曾向曹操提过两个建议，其一是在曹操征讨张鲁时，随军的司马懿建议顺道伐蜀，曹操未予理睬，还回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人苦于不知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其二是在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时，他不仅劝阻了曹操的迁都之念，还献了一条趁势离间刘备与孙权的计谋，曹操采纳了，遂有了孙权随后派吕蒙白衣渡江、掩杀关羽的那一出大戏。这条计谋不见得尽归司马懿，但考虑到该计谋的重要性，身为功臣之一的司马懿想必改善了与曹操的关系，与曹丕的关系更是进展顺利，这奠定了他的未来。他的未来取决于曹操之死，曹操去世后，司马懿被曹丕委任为类似“治丧委员会秘书长”的职责，全权负责曹操丧事。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宫廷更替惯例来看，司马懿熬出头了。
二
怎样才算真正出头呢？必须拥有兵权。司马懿此前一直是文官，他历任文学掾、丞相主簿，还做过黄门侍郎、议郎，从未握有实质兵权。现在，托庇于曹丕赏识，他的官衔不断提升，终于获得实质兵权。曹丕于公元222、224年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镇守许昌，并改封司马懿为向乡侯，次年又改任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司马懿长期压抑的野心，此时必怦怦乱跳，但表面上，他照例辞让一番，方始接受。曹丕不久驾崩，临终时令司马懿与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共为辅政大臣。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司马懿的个人事业蒸蒸日上。
倘撇开善恶，单论事功，司马懿也算达到了某种极致，终极地位与曹操相同。然观司马懿一生，我们无法找到一条清晰的生命历程。他并非按照一种自我设计的信念来履践人生，后人无法根据他日后的所作所为，认定他之前对曹操、曹丕的辅佐缺乏诚意，也无法断言他早蓄奇志，意欲取曹家而代之。简而言之，他不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人物，他依照某种“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方式，随机展开阶段性人生，像一位棋手，下一手下在哪儿，不取决于事先设计，而是依对方着手而定。——站在司马懿对手角度，这更加可怕，一个目的不明、见机行事的家伙，既可能是一个忠贞的股肱老臣，也随时可能翻脸不认人，谁吃得消他？
《三国演义》的读者，会对诸葛亮“空城计”津津乐道。那原是小说家言，与史不合。马谡失街亭时，司马懿刚在另一条战线上打败孟达，两条战线相距甚遥，好比二战时欧洲战场上的东线和西线，再能干的将领也不可能同时在两线作战。诸葛亮初出祁山时，司马懿的地位尚不足以自领大军，当时与诸葛亮对抗的，主要是曹操义子曹真大将军，及张郃、郭淮等一线战将。待到曹真病逝，升任大将军的司马懿才得与诸葛亮全面对抗。司马懿曾在致胞弟司马孚的信中，如此形容对手：“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口气大极，但实际上，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占有全面优势的司马懿，始终不敢与诸葛亮正面接战。
司马懿不是魏国宗室，升任大将军不是凭借累积的战功，在部下面前并无太大威望，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将常会不加掩饰地嘲笑司马懿胆小，在他们看来，司马懿的行为就像一支豪门球队在面对三流队伍时，不是全面出击，而是“摆大巴阵”，龟缩退守。司马懿不为所动，为平息手下不满，司马懿还与朝廷联袂演一出戏，他佯装发怒，上表请战。魏明帝不许，派大臣辛毗来做司马懿的军师，节制他的行动。当司马懿作势出兵时，辛毗杖节立于军门，加以阻止。这套把戏被诸葛亮看得清清楚楚，他对姜维说：“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话虽如此说，诸葛亮苦于粮食不足，不耐相持，情急之下，派使者给司马懿送来一套女人衣服，暗示司马懿不是男人。
过于谨严方正的人，总是无法准确拿捏小人心思，盖“以己度人”乃人之思维惯性，故面对司马懿时，诸葛亮谨严方正的个性反而诱发一种盲点，导致想当然。阴柔无比的司马懿，本是不耻于钻爬狗洞的混世豪杰，他根本不在乎当众穿女装。用激将法对付司马懿，那是把拳头打在棉花胎上。司马懿无比珍惜自己侥幸握有的那点军权，对诸葛亮又充满畏惧，他输不起，故拒绝与对方一决胜负。再说，有一点他至少判断对了：只要坚守，诸葛亮就会因粮草不敷而主动退兵。
古罗马将领费边在遇到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时，曾采用相似的拖延战术，同样取得若干成效。现代政治术语“费边主义”缘此而来。和司马懿一样，由于无限制地拖延，费边当时也引来手下不满，他也被讥讽为“犹疑不决的人”。据罗马史家李维记述，费边小时候就有冷漠的特征，亦与司马懿相仿。
在诸葛亮面前尽显庸手、下手姿态的司马懿，遇到逊于自己的对手，立刻英明神武，焕然一新，俨若韩信附体，孙膑再世。他征讨叛将孟达、征伐辽东公孙渊的那两场仗，打得相当漂亮，我们只有回想起他在诸葛亮面前的窝囊相时，才恍然惊觉，那不过是两场实力悬殊的战役，就像世界冠军球队8：0屠杀鱼腩球队，场面好看，内涵不足。天生一副阴阳脸的司马懿，征讨孟达前，先写了一封充满善意的慰安信，令孟达放松戒备。然后麾动大军，用八天时间完成对方以为至少需要一个月的路程，兵临城下。最终，孟达尸身被“传首京师”，在洛阳的“四达之衢”烧成了灰。
司马懿征伐辽东公孙渊时，手段更是毒辣。为了树立威名，司马懿在确信自己有把握吃掉对方时，连投降机会都不给对方。公孙渊派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两位老臣前来求和，司马懿竟以两人“老耄，必传言失旨”为由，加以斩杀，同时发出檄文，要求对方再派“年少有明决者来”，公孙渊无计可施，只能另派年轻些的侍中卫演，前来商定送人质的日期。司马懿又换了套说辞，煞有介事地正告道：“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又拒绝了对方送人质的乞求，放手进攻。最终，公孙渊战死在梁水边，司马懿大获全胜。
司马懿入城后，高举屠刀，“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所谓“京观”，亦名“武军”，是一种野蛮的耀武方式，即用泥土夯实尸骸，在路边筑成恐怖高台，显耀武功，震慑他方。古语“坑”亦同此义，非指活埋。“京观”与“坑”的区别在于评价上的褒贬，而非方法上的差异。泯然于“处决”与“屠杀”之别，以屠戮代替正法，是古人常见的认知缺陷。
司马懿大开杀戒的襄平城，即今之辽宁辽阳，时天气严寒，随征军士衣衫单薄，他们见司马懿收缴了大量衣物，遂请求增衣御寒。司马懿心肠别致，竟一本正经地声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古来将领，往往视兵士为自己家财，倍加爱护，战胜后大加赏赐，几成惯例。对士兵不加体恤，不仅有损士气，还会带来风险，古罗马士兵经常在兵营里闹事，甚至直接导致皇帝被杀，起因多半在此。当初曹操否绝司马懿伐蜀建议，所持理由之一即是“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可见，悭吝、乖戾如司马懿者，百不有一。然与此同时，司马懿又上奏朝廷，把1000多名60岁以上的士兵解除兵役，遣返回乡，似乎又表明他不是一味狠毒。不过考虑到这些士兵年满六十，即便不致战死，也会随着生理大限迫近而日渐凋零，我们仍然不宜将该举措视为善政。总之，这老怪物有着神出鬼没的道德感，极难一言以概之，难怪《晋书》作者感叹道：“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狼顾”是什么？说不清，至少不属于“人性”。
传闻，魏明帝去世前，司马懿做了个不那么像梦的梦：“梦天子枕其膝，曰："视吾面。"俯视有异于常，心恶之。”这句“心恶之”的解读，是古代史家的招牌点睛术，寓指司马懿自此有了异心。说此梦欠真，理由有二，一，“视吾面”之说，验证于日后真实发生的皇帝诏书，梦与现实已然合二为一；二，既是做梦，以司马懿之谨慎老辣，他断然不可能将不可告人的隐衷款曲，告诉他人，“心恶之”之说，他人何由得知？何况，载诸史籍的司马懿，位极人臣之时，仍表现得冲淡谦和，尝谆谆告诫子弟：“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
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即位，司马懿与曹爽并受遗诏，共同辅政。一山不容二虎，具有魏国宗室身份的大将军曹爽，成功架空了司马懿，司马懿明升暗贬，成为太傅。太傅即皇帝老师，不复握有兵权。司马懿满腹冤屈，但不吭不咋，示弱于敌。为了彻底打消曹爽戒心，就在曹爽、何晏等人图谋政变前夕，司马懿再次亮出独门绝技：装病。《晋书》作者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司马懿的演技。装傻充愣，假痴不癫，在纯以诈力取胜的古代权力场上，不失为好办法，值得被先人郑重写入“三十六计”。这以后的故事，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过精彩描绘：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谒高平陵，曹爽及其支党尽数随从，空出一座都城。司马懿僵尸复活，霍然而起，登高一呼，旧部云集；司马师曾“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司马父子以极为麻利的政变手法，把曹爽等人弄成了叛党，皆“夷三族”。自此，大权归于司马氏。
三
后人好言司马懿“以狐媚取天下”，言之有理，然“狼性”缺省不得。隐忍与跋扈，每自成因果，那些以隐忍起家的权力狂，得势时往往格外猖狂。司马懿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时有暴虐之举，但隐忍才是其人生的主旋律。在有限的资料里，我们找不到司马懿意气风发、快意人生的场合，他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青梅煮酒”时刻，始终在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下达成自己的事业，哪怕位高权重，流露的心态仍然是“待罪舞阳”。舞阳侯是魏明帝赐给他的爵号。司马懿证明，通向成功的道路，由一连串卑微、欺诈、委琐组成。一个从里到外、自幼及老从不曾体现英雄气概的人，仍可能在一场由顶尖英雄参与角逐的竞争中笑到最后。
史载，司马懿诛曹爽前，曾与大儿子司马师“深谋秘策”，直到事变前一晚，方告知次子司马昭。司马懿当晚派人观察二子动静，见司马昭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司马师鼾息沉稳，镇静如常。暂不考虑这项观察是否准确（司马师死于极大惊恐，死前竟把眼睛震出眼眶，实在吓人），身为父亲却专注孩子的阴郁性格，考察诸子的阴谋家潜质，不太像话。反观诸葛亮，在致兄长诸葛瑾的信里提到儿子诸葛瞻，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喜其天真，忧其早熟，与司马懿的育儿法正相反。曹操亦无与儿子相与密谋之习，更不会鼓励儿子的负面性格。曹植十岁时屡有妙文，曹操疑其代笔，问道：“汝倩人邪？”曹植答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一派才子口气，曹操方始释然。
司马懿的成功，是阴柔奸雄战胜阳刚英雄的典范，汉末三国的故事令人悠然向往，司马父子的故事却让人颓然、扫兴。由司马氏结束曹魏政权而建立的西晋王朝，国运仅51年，“三分归一统”不久即生“八王之乱”，之后是“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直到300年后的唐朝，中国才重归盛世气象。国人熟知的昏君典故“何不食肉糜”，即出自司马炎的白痴儿子晋惠帝司马衷，司马懿是其曾祖。